唐律“一准乎礼”，对社会生活的规定事无巨细，但在遗嘱继承制度这一方面彰显了法律的谦抑，同时也体现了古人的立法智慧。从先秦时期的遗言，到秦汉时期的遗令，再至唐代的遗嘱，遗嘱制度不仅仅是称谓上的转变，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质的演变。具体表现为遗嘱的内容越来越具体，由早期的立遗嘱人对身后事全方位的安排，到唐宋时期以财产处分为主的安排，且遗嘱的程式更加齐备，其作为契约文书的特性越来越强，并逐步由国家律令予以规范，纳入国家管控的轨道。遗嘱继承制度这种历史性的演化是随着中国古代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先秦时期，生产力落后，民众多选择共同劳动、共同耕作，组成大家族共同生活；秦时通过两次“分户令”的推行，以两代至三代为主的核心家庭占社会主流；汉代以后，受儒家孝悌思想的影响，民众多累世同居，出现了大量世家大族，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以九品中正制为主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的保障，形成门阀制度；隋唐时期，门阀制度不断衰弱，小家庭又重新成为家庭结构的主要形态。在大家族的背景下，财产性利益依附于整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和荣誉声望之下，只有在小家庭之中，个人的私产才显得无比重要，需要通过遗嘱这类契约文书来规范和约定。并且，隋唐以降，门阀制度衰弱、两税法带来的土地制度剧变、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革，遗嘱继承制度的传承和演变从侧面反映了这些变化。唐《丧葬令》中对于遗嘱继承制度的规定体现了国家政权认可并尊重立遗嘱人在利用遗嘱分配遗产方面的权利，并且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并不冲突，两者都是对于父权、尊长权威的维护。此外，从现有的遗嘱文书实物来看，立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并不会突破法定继承的原则，体现了中国古代情、理、法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