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十七年”(1949-1966)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一向注重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已经公开出版、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文学史著。因此,关于它们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还有一些各高校内部流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教材等值得关注和研究,它们也许未能最终出版,只是一某种草稿、大纲、征求意见稿等各类原初文本与未刊稿存在,例如,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钱谷融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他个人公开出版的《书话》等,正是属于这类长期被湮没、也未引起学界关注的代表,它们都是“十七年”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重要参考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空间。从对已有的任访秋、钱谷融、唐弢研究成果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这三位学人的现代文学史编纂方面的著述和贡献,很有文学史研究价值,亟待深入开掘。本文尝试在对唐弢、任访秋、钱谷融或主编或参与或独自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他们的不同学术风格,从版本和文本变迁的角度切入,在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性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书写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新的、可以补充前说的观察和思考,促进对现代文学研究史、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任访秋在1944年、1953年、1957年写出了三本不同的现代文学史,并且格外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其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业已引起学界瞩目,笔者着重对新发现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学界对钱谷融的文学史研究的讨论是一个空白。以往关注的焦点都放在《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等几部名作上,几乎很少人注意到他也曾参与编纂过现代文学史。从钱谷融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中的曹禺专章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无意于建构新的文学史框架,但是在讲义中有意识地把重心放在了作家作品的细读和鉴赏方面,例如,钱谷融在《中国现代文学讲义》曹禺专章中对《雷雨》、《日出》的分析,就为我们提供了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的范例。而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时间,是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所以过去的研究者一般都把它视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恢复期的文学史著的代表而进行研究。但是,这部文学史的编纂经历十分坎坷,时间跨度也较大,因此,笔者借助新找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相关的史料,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过程中所经历的诸多曲折、坎坷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以此分析它所折射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艰难历程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辛苦跋涉。并在对唐弢书话的撰写史作整体描述的基础上,试着将唐弢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期间公开出版的《书话》的版本变迁作细致梳理,并与内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作一对读,来探讨唐弢书话的别样的文学史意义。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唐弢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寻和文学史叙述语言的精炼,任访秋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钱谷融注重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注重对作家作品的经典研读、在文学史论述中更关注对文学性的追求。尽管唐弢、任访秋、钱谷融三位学者在“十七年”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探索,在当时文学史研究趋于政治化的大环境中,未必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编纂实践,对于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编纂及其研究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