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大量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陆续在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设立总分支行。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满足扩大的商业活动对资金的需求，东部沿海城市的银钱业逐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南三行”为代表的新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1935年版《全国银行年鉴》，“上海一市之总行达六十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百分之三十八；分支行达一百二十八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百分之十一。……其次则以江浙二省为最多，总行共计三十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百分之十九弱；分支行共计二百五十三处，占分支行总数百分之二十一……”①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已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无论是国家银行还是多数实力雄厚的民营银行都选择将总行设立于此。　　反观这一时期的西南地区，交通闭塞，军阀割据，战乱频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历史、地域、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西南地区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一方面是存续的银行资力较弱，国家银行中除了中国银行在渝设有支行外别无其他②，而民营银行仅有聚兴诚银行和四川美丰银行等少数全国性的商业银行③；另一方面，西南地区民营银行集中于重庆和成都两地，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份暂无民营银行设立，各城市间发展水平悬殊。抗日战争爆发前，西南地区民营银行的发展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政府对其发展经营干预甚少。譬如重庆是西南地区民营银行总行所在地最多的城市，这是因为其作为西南地区的门户，航运业和商品贸易业的发展水平较高，银行汇兑业务、代客买卖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市场需求量较大；再如成都是近代西南地区商品流转的中心，民营银行经营的兑换、商品代客买卖等业务恰好满足市场需要。本文认为随着重庆开埠，国内外贸易活动的日渐频繁，西南地区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升，日益繁盛的商品交易活动必定需要更充足的资本作支撑，自然而然催生出更多的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并主导了东部沿海地区工商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相应的人力物力的大规模内迁，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成为了中国抗战基地。为改变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面貌，支持大后方经济发展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措施，其中金融支持政策即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政策背景之下，以四大国家银行为首的官办金融机构加快其在西南地区的发展，强化官办金融企业在西南地区金融业的统治地位。抗战期间，全国银行业的存放款和汇兑等核心业务皆被国家银行所垄断，保险业、信托业也被四大国家银行附设的金融机构所垄断。而西南地区民营银行则是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撤回沿海地区分支机构，并向大后方偏远地区增设支行和营业室等分支机构，支持政府大后方金融网的建设工作。业务重心的转变和业务区域的变化是战时西南地区民营银行谋求生存的应对之策，也是保证其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抗战爆发初期，西南地区银行业发展速度达到空前状态，政府对西南地区银行业的监管也由战前的“真空”状态转向政府统制状态。1939年，国民政府组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改组四联总处，统领大后方金融业发展。战时财政部颁布的《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体现了国民政府积极治理银行业，并将西南地区民营银行的经营与发展纳入其监管之下；四联总处的改组体现了政府对西南地区银行业统制监管的决心，规范了西南地区民营银行的发展，推动了民营银行向正规新式银行的转型。　　本文将重点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民营银行的发展，尤其是其在战时国家银行主宰全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如何夹缝求生。至于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经济环境、地方文化等社会环境则作为本文研究的重要历史背景。　　本文认为，研究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对“官进民退”的传统观点有一些新的认识，或许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待官民企业之间的竞争与互补关系。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理解近年来民营商业银行的发展问题兴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民营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业的生力军，如何在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态势下获得一席发展之地，如何定位自身的主营业务，如何成为普惠金融的践行者等问题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答案。　　文章分三部分，共五章。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论文的引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包括论文的选题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的阐述，以及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别陈述和归纳总结。最后，提出本文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到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战前西南地区民营银行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　　民营银行崛起的重要历史背景是：1891年重庆开埠后，川江航运业的发展引发了西南地区商品贸易活动的变革，推动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落后的自然经济体系被打破，市场上流通商品的销售市场扩大和商品价值被重新定义，使得西南地区农副产品如猪鬃、桐油等成为市场上活跃的交易品种。西南地区商品交易市场的日益繁盛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的投资，扩大的商品交易活动增加了对银钱业的需求，推动了银钱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共生发展。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大量钱庄参与市场投机活动失败而倒闭后，市场需求逐渐催生了民营银行的崛起。　　其次，对战前民营银行的崛起过程考察，并分析其崛起的原因。战前民营银行的发展经历了起步和崛起两个阶段。以1930年为分水岭，1930年以前缓慢发展，1930年后快速崛起。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战前西南地区民营银行已经有不错的发展，尤其是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究其崛起的原因，本文认为是市场的选择。　　第三章首先梳理战时西南地区银行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主要是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国家银行强势进入西南地区银行业市场。接着分析了战时西南地区民营银行面临的挑战，民营银行如何应对战时国民政府的金融统制，其间考察了民营银行在战时的发展情况。本章主要是战时西南地区民营银行生存背景的阐述和其发展情况的概述。　　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内容是对影响战时民营银行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分析，通过研究战时西南地区民营银行在内部治理、业务创新、人才管理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说明其自身资力的提升和对市场发展变化的主动适应，使其能够在面对政府监管和国家银行挤压时如何应对自如；通过对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到市场对民营银行发展的影响，以及国家银行和民营银行之间除了竞争还有互补的关系，最后提到政府为何对民营银行的发展也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　　第三部分即第五章，是本文的总结部分。本文认为：第一，战前民营银行的崛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区别于沿海地区民营银行的崛起有政府的大力扶持；第二，官进未必一定民退；第三，国家银行与民营银行之间存在竞争与互补的关系。最后，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业市场发生的变化，提出对民营商业银行发展的期许，希望能通过对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民营银行的生存之道研究，得到一些民营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