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处于大运河中段,北系京师,南控江淮,是国家漕粮运输的命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山东运河的畅通,带来了沿线城乡及辐射地区的社会变迁,不但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便利交通网络,奠定了鲁西地区的区位优势,而且对促进南北商品流通、构建以运河城镇为中心的市场网络体系及推动区域经济繁荣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还促使重义、守礼的社会风俗发生变迁。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生活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土壤”。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士绅阶层除了沿袭举仕任职、担任教职与投资地产等传统方式外,还参与到区域商业经营中。伴随漕运商品贸易的发展,庶民阶层普遍参与到有关山东运河管理维护事宜的活动中,开展商品贸易并为南北往来人员提供服务,使得区域人群的营生方式趋于多样化。同时,伴随着营生方式的多样化而带来的收入增长,区域人群的支出方式呈现总体奢靡化与贫富差距过大的特点。在生活性支出方面,士绅群体等富裕阶层追求的是高质量的生活享受,而贫穷的庶民阶层追求的是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在公共事业支出方面,士绅阶层由于占有物质与文化方面的优势,因而成为公共事业支出的主体,但在神祗信仰的支出方面,庶民阶层则占有一席之地。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尽管深受大运河的影响,但相较于物质层面上的剧烈变动,精神文化层面的变化则较为缓慢。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精神信仰总体呈现正统的儒家教化与多元的民间信仰并存的状态,从整体上看,士绅阶层信仰多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主,庶民阶层多以民间信仰为主,山东运河区域的精神信仰也展现了区域社会中士绅阶层与庶民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磨合。总而言之,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基于山东运河带来的社会环境变迁为前提,在营生、支出的物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在精神信仰层面上,尽管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民间信仰趋于多元化,但仍旧不曾改变儒家正统地位,从而意味着明清社会虽然具有商品化的某种特征,依然隶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