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放缓和不良贷款余额增加表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在加大。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经历多年两位数高速增长后,在2014年净利润增速均降至个位数,此后甚至出现零增长。在银行资产质量上,不良贷款余额从2012年的4929亿元增至2017年的17057亿元,增幅高达246.05%;不良贷款率也从2012年的0.95%增至2017年的1.74%,增加7.9个百分点。鉴此,作为深化银行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机制和境外引资战略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即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制度在防范银行风险的效果如何?进一步地,引入外资参与银行治理对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又如何?现有文献多数研究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未检验二者关系在不同银行类别间的差异,更未将外资参股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因而,本文在探究高管薪酬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基础之上,研究二者关系是否存在银行类别间的差异,以及纳入外资参股因素,考察引入外资对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以期为完善高管薪酬机制与境外引资政策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持。本文首先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以及“外资参股与银行风险承担”相关研究。其次,基于战略联盟理论、股权制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外资参股、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然后,基于外资参股基本特征与银行类别双重视角,检验了2007-2017年73家商业银行外资参股、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该正相关关系存在于大型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呈负相关关系;(2)进一步研究发现,引入外资参股、提高外资持股比例、外资股东派驻董事以及入职薪酬或审计委员会削弱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但外资董事占比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此外,考虑制度化背景因素,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管制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变更高管薪酬变量以及替换宏观层面控制变量两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依然存在。最后,本文从完善银行高管薪酬机制和境外引资政策两方面提出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政策建议。(1)完善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制度,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主要包括发挥高管薪酬对银行风险管控的导向作用,将银行风险因素纳入高管薪酬的制度设计中;提高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对银行高管的监管;增加股权薪酬等长期激励的比重。(2)完善商业银行境外引资政策,以完善银行治理加强银行风险管控。积极引入外资参股我国商业银行,并适度提高外资股权比例以及积极引入外资股东入驻董事会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本文首次将外资参股纳入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范畴,因而为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其二,本文衡量外资参股变量时纳入董事会层面因素,在外资是否参股和外资持股比例变量基础上,增加外资是否派驻董事、外资董事占比以及是否任职薪酬或审计委员会等董事会层面变量更加全面考察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效果;其三,本文将未上市商业银行纳入研究范围,从而使研究对象涵盖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研究结论更具广适性。此外,本文还进一步研究高管薪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不同银行类别间的差异,为完善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机制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