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尤其是在1912—1926年间,贵州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组织程度之高、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之大,在当时以匪患著称的中国均具有典型性。匪患成为贵州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贵州之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匪患问题,是由多种因素的合力所致。总体来说,军阀混战、吏治腐败、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邻省土匪的侵扰等是贵州匪患猖獗的主导因素,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民众性格、社会性因素等诸多方面也与这一现象的产生联系密切。贵州频繁的战乱给战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随战争而来的各’种人力、物力摊派更把广大人民逼到了造反的边缘。吏治腐败、司法黑暗,使得人民丧失了正常的利益申诉途径,暴力成为解决各种争端的唯一手段。自然灾害的频仍,社会防灾抗变能力的低下,流民、游民的增多,以及邻省土匪的频繁侵扰,加剧了匪患猖獗的局面。贵州多山、多洞、多插花之地、封闭的地理条件,为匪患的滋生提供了隐蔽、藏身之处。而人民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迷信心理,好斗的性格、彪悍的民风,吸食鸦片、赌博等不良嗜好,均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天然的温床。面对日益猖獗的匪患,贵州省的各个阶层,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抑或是报纸上的舆论,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治匪、防匪和弭匪。虽然整体的效果不容乐观,未能从根本上剔除贵州的匪乱,但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缓解了贵州各族人民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