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生育率下降,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我国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我国农村呈现出村庄空心化、村民老龄化和农业兼业化的现状。在经济转型时期,农村老年人往往成为被遗忘和边缘的群体,他们的劳动行为和健康状况则较少令人关注。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农村老年人为主要分析对象,对转型时期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展开系统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充分应用了现代劳动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个体效用模型和共同偏好模型为代表的劳动供给模型为分析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预防科学研究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与北卡大学共同开发的中国经济、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简称CHNS数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现代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分析工具。　　 本文首先指出中国在经济转型背景下面临着严峻的农村养老问题,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社会养老保障,个人劳动养老和家庭养老依然占有重要的作用。这就为本文为什么研究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打开了一扇窗口。研究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问题对于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于本文的研究意义、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文献综述以及本文所用的数据介绍都集中在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　　 在实证研究方面,第四章首先从CHNS数据出发,勾勒出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的整体轮廓,重点分析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在地区之间、性别之间呈现的差异。第四章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时间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从东到西,农村老年人的劳动负担逐渐增加,女性老年人不仅承担着较多的种植业劳动负担,而且承担着更多的家庭副业劳动。　　 接下来,本文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从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两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健康因素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运用混合TOBIT模型进行估计,同时考虑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克服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对健康状况的反应不一样,健康状况不好并没有显著的降低女性老年人的种植业劳动时间,而对于男性老年人来说,因身体有高血压,老年人的种植业劳动参与显著下降,种植业劳动时间也显著减少。配偶的健康也对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造成影响。老年丈夫生病不仅直接减少了自身的种植业劳动时间,而且通过减少妻子的劳动时间来减少了家庭收入。我们在衡量健康对老年人的劳动供给的影响时,不仅仅要关注于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还要关注给配偶甚至家庭其他成员造成的影响。农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显著增加了老人的劳动供给时间。在当前农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外出打工所引起的“收入效应”并不高于“替代效应”,农村老年人不得不承担着更多的农业劳动来弥补家庭收入。　　 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我国农村实现养老保障是今后必经的过程。但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和城市老年人还面临着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在此背景下,本文进一步比较了农村老年人和城市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存在的差异。结果证实了城市老年人对健康的反应弹性的确高于农村老年人。但我们的结论发现,拥有政府补贴和养老金并不是造成农村老年人和城市老年人劳动差异的主要因为；相反,家庭财富的差异是造成农村老年人和城市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差异的主要因为。这可能与当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较少、保障程度较低有较大的关系。　　 最后,第八章综合了本文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了论文进一步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