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在北京问世,由北京“社会实进会”出版发行。主要编撰者有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该旬刊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资料。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资金支持与社会实进会的人员组织是促成《新社会》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才是其诞生的深层历史原因。瞿秋白等出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青年们,经历了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种种变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冲破只追寻个人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在时代的感召下集结在一起,共同探索救世之道。以瞿秋白、郑振铎为代表的这一群平均年纪只有二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以《新社会》为集结地,探讨学习西方理论,并向大众引荐其中的先进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们用西方理论视角反思中国。他们批判中国社会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整体的贫困与拙劣,批判传统社会中士大夫与知识界的无为与懦弱,倡导要以欧美经验为鉴,唤起国民觉醒,把握革新旧社会的好时机。青年知识分子们提出建立“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构想。他们迎合当时的“社会改造”思潮,劝诫学生“社会服务”,鼓励妇女解放自我,鼓励大众勇于担当“牺牲者”。他们号召推广平民教育,用平和的、改良式的文化运动来构建“新社会”。其中他们特别提出解决中国的劳动问题,强调要改变中国社会旧式的雇佣劳动制度。鉴于基督教青年会的背景,《新社会》在当时算不得是最激进的杂志,但仍然不见容于反动的政治势力。反动政府查封、基督教青年会撤资使得青年知识分子们在这本杂志里的探索戛然而止。青年知识分子们怀着“我是少年”的激情奋笔疾书,却在现实的威逼下只能无奈地做“孤独的提灯者”,在孤独的文化启蒙道路上亦步亦趋。最终青年知识分子们被迫放弃以《新社会》以及《人道》为依托的文化集结地,心怀文化救国的美好愿望,在“心的声音”所在的领域——文学道路上继续努力。从学习西方开始,以《新社会》作者群为典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们迈开了探索救世之道的第一步。他们反思中国,反观自身,最终却只能“纸上谈兵”。但暂时的失败没有抹灭希望,他们对新生活的追求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