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学术论题,而且具有很深刻的政策含义。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金融体系可以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其中尤以金融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选择资本配置效率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资本配置效率来研究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严格按照规范经济学研究的研究方法,遵从问题提出、文献梳理与综述分析、变量相互作用的理论机制分析、建立适用的计量模型对相关样本实证分析、得到相应的研究结论,并进行分析总结这一思路对金融结构、资本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论文的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部分,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对金融结构、资本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分析,发现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在早期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金融只是通过促进资本积累来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金融体系可以通过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和资本的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文章还发现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制度安排,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与以银行中介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在实现资本配置这一核心功能的机制非常不同,因此二者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对于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是通过资本配置对产业结构产生作用,进而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实现。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由逻辑上相互联结的四块实证分析组成。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国家分为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跨国比较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整体金融体系较为发达,市场化机制较完善的发达经济体,金融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于金融基础设施,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都尚处于自我完善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结构向直接融资的转向有利于促进资本效率的提高。其次,从结构分析的角度采用投资弹性系数法测度我国1990-2011年期间资本行业配置效率的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低水平上有效的,反映出我国资本配置不合理的现实,资本在部门之间配置失衡即资本大量流向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是我国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考察期内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处于不稳定的起伏阶段,波动性很大。这是由于资本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是资本配置的“指挥家”,而我国尚处于经济转轨期,并非是完全的市场化国家,金融体系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非常敏感。紧接着,本文利用测度出的资本配置效率整体指标与宏观金融数据,对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我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并未有效地促进整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从国际比较的经验来看,我国应当增加直接融资比例和股权融资,建立多层次国内证券市场。然而本文的分析也表明,一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如何,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的比例高低,并非人为规定的结果,有效的金融体系应当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市场化程度等制度环境相适应。而人为规定融资结构的比重,不仅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更不利于有效的金融市场秩序的建立。第三,宏观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要以微观资本效率的提高为基础,各种类型资本的配置,最终都要经过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有效利用,通过产出的增加来实现。为了使金融结构与资本配置效率关系的研究更具有微观基础,本文利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我国企业直接股权融资占比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显著负相关,而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配置效率也缺乏有效性。第四,基于多变量协整检验的方法对我国1990-2011年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间接融资的显著效应主要是通过信贷比重的增长起作用的,而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股票市场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大量稀缺的金融资源被闲置或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并没有转化为实物资本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逆配置问题严重,是造成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的原因。结合前几章的结论进一步说明我国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形成的资本深化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就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速度型模式。我国今后的金融改革方向与目标应当在于如何提高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资产运用质量,发挥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以此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经济的结构效益型增长。第三部分即全文的总结部分,重点概括了实证部分的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金融系统改革提出合理的政策性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规划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