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是鄱阳湖区的传统产业，发达的渔业经济给地方带来了现代性因素，区域中心市镇得以形成，地方社会的政治地位随之提升，区域文化教育和社会事业大为发展。传统时期圩堤围垦对鄱阳湖区生态的影响总体上是协调可控的，湖区农业大发展，粮食产量大为增加。“湖广熟、天下足”，是江西和湖北、湖南一起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最大商品粮基地的真实写照。明清时期湖区渔业、农业两大产业相辅相成，共同推演着鄱阳湖区成为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　　 20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共被围垦1，210km2，接近明清至民国长达500多年的围垦总面积，鄱阳湖萎缩近1/4。鄱阳湖区出现了“农进渔退”，渔业日益萎缩，农业日益扩展，农业主体地位得到加强。农进渔退诱发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导致湖区整体生态环境恶化及生物多样性减少。当然，在一定时间内农进渔退也有其正向生态效应，既能改善湖区农业生态，又能遏制血吸虫病疫情。湖区不但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能为国家提供不少商品粮。人口增长、制度与政策和便于围垦的自然条件，共同推动鄱阳湖圩堤围垦、农进渔退不断发展。渔业经济随之转型，渔村也嬗变为农村。渔民变成农民，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生活保障，民众素质普遍提高。农进渔退推演着鄱阳湖区域社会矛盾的转变，渔业械斗、草洲纠纷和水利案件随着农进渔退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农进渔退对鄱阳湖区域社会秩序具有调整作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渐从边缘化走向中心。　　 农、渔是人类生存的方法，都有存在的价值，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在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前提下，自然各有份额，这就是由“度”产生的合理性。超越了这个“度”的农进渔退，从根本上来说要受到自然的惩罚，由此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人定胜天”、“人多力量大”等不科学的理念和错误的政策，致使鄱阳湖区生态失衡。这是我们从鄱阳湖区农进渔退应该吸取的教训。生态环境的演变常常让人发出沧海桑田的感叹，而因不合理的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引发恶性的利益冲突未获得合理调整，又进一步恶化了生态环境，其破坏的却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此乃人类无法承受之重。若能避免上述情景出现，人类一定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