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和转让合同之间的纠缠由来已久。最开始涉及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这使得《物权法》与《合同法》联系起来。可以说,《物权法草案》对转让合同效力的规定,引发了学界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的关注。经过了多年的探讨,物债二分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可以说,单纯的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进而引发的,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即善意取得和转让合同效力之间是什么关系。通俗的说,就是善意取得是否已转让合同有效作为要件。也即善意取得应采的何种原因规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扯的面很大。既涉及到善意取得的性质问题,即究竟是法定取得,还是继受取得,又会涉及对善意取得背后精神的追问。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善意取得和一般的有权处分到底该如何衔接。相对于有权处分,善意取得应该处于怎样的地位?以上问题的回答,必须要立足于出让人、受让人、原权利人这样的三方关系。因为利益是在他们之间流转的,其中的此消彼长都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在三方关系中,最关键的是受让人和原权利人的关系。他们之间虽然没有合同关系,没有合意交流,但却是承受物权变动效果的最终主体。在利益的保护上,究竟应当倾向于何者,是值得反复考虑的。此外,采用何种保护模式亦至关重要。就受让人而言,究竟是依托于物权变动,采取债法上天然形成的抗辩设置来保护受让人,还是说通过特殊的抗辩设置来进行保护?采用不同的原因规则会导致不同的法律效果,针对此法律效果再对受让人保护进行考量。而原权利人就相当于受让人的镜像,一方得利,一方便失利,所以考虑的方式是一致的。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出相关的问题。在对《物权法解释(一)》第21条进行归纳概括的基础上,指出该条反面解释下善意取得采无因原则的本质。这样原因规则同有权处分是迥然相异的,因此便有必要对此选择进行追问。第二部分,是对外国善意取得的立法例进行考察。既涉及到采无因原则的物权形式主义的德国法,也涉及到采有因原则的债权意思主义的法国法和日本法,及债权形式主义的瑞士法。通过对典型国家的立法观察,发现上述国家未采取同我国这样的善意取得立法模式,即在彼处善意取得和有权处分适用的原因规则是统一的。第三部分,是对善意取得和有权处分的关系进行讨论,并试图解决这样的疑问:即善意取得的原因规则的选择,是否会受到有权处分的影响?缘何会受到这种影响?能否拒绝这种影响?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善意起作用的方式不同而导致的。此外,明显可以看到,《物权法解释(一)》第21条拒绝了有权处分中原因规则对它的影响。这种拒绝的唯一原因,是旨在对受让人提供保护,以维护交易安全。第四部分,是对善意取得采有因原则的思考。此部分重点论述的是,在采有因原则的善意取得中,受让人针对原权利人的抗辩从何而来?这种抗辩的具体设置是怎样的?第五部分,是对《物权法解释(一)》第21条的两种解释可能性进行说明。因为单从文义上来看,第21条并没有对有因原则关上大门。结合之前的论述,分别对两种原因规则的解释进行利弊的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语。将会对整个文章的内容进行概括。最后的结论是,应当对第21条进行有因性的解释,同时设置必要的抗辩以保护受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