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历史环境作为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承载基础,必然成为保护主体对象。历史环境具有抽象和具象融合的二元属性。从已实施的保护措施来看,政府主导的保护和更新措施受限于现实状况,更多情况下只能够将大运河的历史环境简化为单一的物质环境,而不能进一步在抽象环境层面有所建树。可以预见,仅仅物质途径的保护应对难以实现大运河历史环境的可持续保护,尤其是遗产价值的长期增值。因此,必须突破传统唯物保护观的束缚,开拓物质和人文融于一体的保护新思路。研究遵循“目标预设——问题发掘——理念建构——方法支撑——措施验证”的逻辑,采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文化发生学方法、多尺度分析方法,以大运河历史环境的文化性保护为切入点,基于文化治理的思维角度和文化规划的方法途径,通过对保护和发展大运河沿线历史环境文化性的研究,试图理清大运河历史环境可持续保护困难的内在根源,建立大运河历史环境的空间性与文化性的保护关联,找到大运河历史环境可持续保护和遗产增值的文化途径。研究分析了大运河演变背景和保护问题。通过对大运河的历史演变、申遗的过程影响、保护中暴露的矛盾研究,全方面了解申遗成功后制约大运河可持续保护的背景条件,明确可持续保护的主要对象“大运河历史环境”。研究发现了大运河历史环境可持续保护的矛盾根源。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从“文化”角度切入“大运河历史环境”可持续保护的研究。引入文化公共物品的概念,分析“大运河历史环境”保护矛盾的产生机理——“纳什均衡”,发现单纯依靠空间规划管理实施和自上而下行政推动的弱控制力缺陷,进而提出解决矛盾的“文化”基本方向。研究提出了大运河文化治理的理念和文化规划的方法论。构建文化治理的理念、目标、原则以及文化规划的框架,从风貌整体控制、文化空间行为的引导培育、文化协作治理的组织和保障3个方面构成契合大运河历史环境可持续保护目标的文化专项规划内容,并通过对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规划实践进行了实证。研究最终得出了4点结论：“申遗”成功意味对“活态”大运河的可持续保护正式启动；大运河历史环境的“文化公共物品”属性是可持续保护的矛盾之源和解困之道；文化治理理念是大运河历史环境可持续保护的战略思想；文化规划方法是大运河历史环境可持续保护的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