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盛世之帝王，乾隆的文学思想紧紧围绕“醇雅”观而展开。所谓“醇雅”观是指乾隆在儒家诗教传统影响下，结合帝王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形成的醇正典雅、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具体而言，乾隆的“醇雅”文学观主要体现在其“言之有物、抒情言志”的诗学观、“醇正典雅，有裨时运”的古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经世致用”的文学传播观中。　　 本文第一章探讨了乾隆“醇雅”观的形成缘由。铸就乾隆“醇雅”观的缘由是多重的。首先乾隆自小便受到康熙“尊崇理学、崇尚雅正”、雍正“尚为时用、清真雅正”思想的影响，更有朱轼、蔡世远、福敏、徐元梦等理学名师的教导，由此奠定了乾隆“醇雅”思想的基础。其次，受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乾隆朝形成了程朱理学与乾嘉汉学并行之局面，使得乾隆文学观中出现了“载道”与“根柢经训”的思想;而此时诗歌创作的“原本学问”、古文创作的骈散融合以及词曲创作的“亦庄亦媚”都影响了乾隆的“醇雅”观。　　 第二章探讨了乾隆“言之有物，抒情言志”的诗学观。在内容上，他要求诗歌能体现写实性原则，并对“史”有所反映。他认为写实是对朝廷日常生活的记载，“史”应为其日常生活与治理国家之史。以此为基础，乾隆提出了“诗歌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与“诗歌合为政而作”之创作论。在情感上，他认为诗歌是“言为心声、情志相通”的。情感因素是诗歌创作的基础，此“情”不仅仅为一(己)之哀乐，还包含了修身立性的情感特性与慈惠爱民的情志相通。至于诗歌之功用，乾隆继承了传统的诗教观，秉持“诗以载道，教化世心”的理念。在他看来，“道”含义甚广，主要包含有“以史鉴今的为政之道”、“社会伦理之道”以及“治学、生活之道。”　　 第三章就乾隆“醇正典雅、有稗时运”的古文观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古文内容应“根柢经训，理法皆备”，行文中应融合经义的阐述、记事状物之内容，同时还当为性情之抒发。其主张古文以“尚用为本”，且须“关乎时运”。以此为基础，乾隆指出古文的创作当用以“推阐经义，尚论古人”、“裕治平之理、措治平之业”以及名物考辨、“颂扬功德”。在对待骈、散问题上，他认为应抱有通达的审美观，不能以时代、骈散为标准判断古文的优劣。在他看来，文章之道应本于“自然”，“天之文”、“地之文”都是“化工”所成，不应拘泥于形式的骈散。　　 第四章研究了乾隆“温柔敦厚、经世致用”的文学传播观。首先，在敕修诗歌选本中，乾隆虽明言不以人废言，却又坚持“因人而举言”、“因人存诗”的取舍观，以文人的道德伦理观为作品取舍之标准。在对待唐宋诗作上，他保持了相对通达的态度，下令敕修了《御选唐宋诗醇》与《御选唐宋文醇》。其次，在对古文的品评上，乾隆坚持了“温婉平和”的原则，肯定及继承了康熙所提倡的“庄敬深婉，出入风雅”，倡导雅正温柔之言，认为离经叛道的文章是古文写作之异端，而“熔经铸史”才是古文写作之典范。除此外，乾隆还通过敕修《御定四书文》宣示了其词达理醇，有补于世的时文规范。再次，乾隆通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词进行了品评与指导，即“典丽归正，崇雅黜浮”。他认为词起源于诗歌，是诗歌之变体，故其创作应当继承风雅精神，“得乐府之遗”。以此为旨归，他批判了背离风雅、内容俚俗之词，大力提倡深有寄托、符合风雅之词。对于词的风格，他认为大致可分为:“雅”、“清婉”、“高秀”、“慷慨”与“纤秾”等五类。最后，为了钳制民心，乾隆对小说与戏曲实施了严厉的“祛俗存雅，寓教于乐”的禁毁原则。所谓“祛俗存雅”是针对作品内容而言的，乾隆认为戏曲与诗词同源，故应恪守风雅之则。所谓“寓教于乐”则是相对于作品的删改而言的，即以作品是否有益治道为标准，将封建统治观念灌注于作品之中，达到治世治民之功效。因此乾隆秉持因人删改与因语禁毁的原则，力求使小说与戏曲的内容符合封建统治思想。　　 乾隆“醇雅”观的形成对乾嘉以后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贯穿了清诗发展的始终，“醇正典雅”的古文观指导了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发展，“典丽归正”的词学观则推动清词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寓教于乐”的小说、戏曲观改变了两者发展的轨迹。一言以蔽之，乾隆“醇雅”文学观引导了乾嘉以后文学发展的主流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