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的代表《诗章》全诗长117诗章共800余页。长诗包罗万象,多种语言并用,多样素材并举,因而整部诗篇费解难读,实有“天书”之感。然而,《诗章》是否存有一个潜于文本之下、能把表面上支离破碎的诗篇联缀成整体的结构?诗篇中纷繁复杂的典故大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出处而得以基本一致的解释,然而,如何理解并阐释《诗章》中存有一个使得部分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的结构却是见仁见智,众多评论家,如休·肯纳、唐纳德·戴维、丹尼尔·柏尔曼对此都有涉及且有精辟而独到的见解。本论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这一论题。从整体上看国外学界对《诗章》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美学视角如史诗传统、时间主题、宗教神秘主义等多侧重西方文化内涵来论述《诗章》的结构。而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中国古典文化诸如汉字、诗学,尤其是从诗篇中的儒家思想的角度来评析《诗章》的结构。本论文就是把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偏好与他的思想中固有的西方文化情结联接起来,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流溢说”探析庞德在《诗章》中对“秩序”的呈现。具体而言,本论文就是由剖析孔子“一人”的秩序含意与普罗提诺的“光的发散”之关联开始,进而阐发《诗章》的整体结构。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普罗提诺在第15诗章中是带领诗人走出地狱、走向光亮的向导,这象征着他的精神指引力量。而他的主要学说“流溢说”于《诗章》结构的理解也同样具有指引意义。普罗提诺“流溢说”中的“流溢”、物质世界的“堕落”、向太一的“回转”、以及“理智”等四个重要的概念,为阐释《诗章》中的“秩序”提供了哲学参照,对应出的是庞德对西方现代社会的乱与治的思考与探索。本论文除了序言和结论,主体共有四章构成。其内容安排如下:序言中的文献综述主要是就国内外学界对《诗章》结构研究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进而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的四章主体内容就是对秩序的四种内涵——个人内心秩序的发散、西方社会秩序的堕落、基以人类历史上典范的文明国度所体现的律法公义向秩序的回转、自然神性秩序的显现——的详细探讨。第一章运用太一“流溢”的概念主要分析庞德在诗篇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群。太一流溢而发散的运动机制暗合着“一人”所表达的内涵。“一人”语出《大学》中的“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传达的是其影响如光的流溢与发散般的扩展过程,表明了“一人”将内心秩序向外围发散而创建家国秩序的典范作用。庞德在诗篇中以“轴”为喻,从中流淌出的内心秩序会传播到他的周围而使他的家国也井然有序。而且,这一典范作用的实现却要依赖于行动,靠的是“一人”不仅要身心兼修而得的内心秩序,还有将“思想付诸行动”的能力,也就是把个人内心秩序外化为创建更大范围的秩序的切实举措。为此,庞德在诗篇中以史诗英雄奥德修斯这一有勇有谋的行动者及秩序的创建者为原型和蓝本,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中,塑造了以“行动”努力创建国家、社会秩序的一系列的英雄形象。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修建神庙反叛宗教主流的马拉特斯塔,还是意大利现代社会中的庞德错误认为“锐意改革”、重建秩序的墨索里尼;无论是引领新生国家在荒原中创建新秩序的杰斐逊和亚当斯,还是中国古代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而维持社会秩序的“贤君们”;无论是同罪恶的银行作斗争的数位美国总统,还是创建并改革西亚那银行的数辈大公爵,他们都是诗人庞德心目中“行动中中的英雄”,是以切实行动向外围播撒内心秩序而创建家国安宁与秩序的“一人”的典范。第二章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中的“堕落”这一概念分析庞德在诗篇中呈现的“暗”,即秩序已失的地狱般的西方社会现状。最高本体太一是绝对的“一”,是至善,而从太一逐层流溢而出的物质世界是杂多体,是距太一最远的,因而物质世界的堕落和罪恶就是必然存在的。在《诗章》中庞德以“光”与“泥”两种力量的对立象征性地展现了一部道德斗争史。前者是创造性的、智性的、神圣的力量,以论文第一章中的“一人”为其精神的典范;后者则是分裂的、混杂的、破坏性的力量,主要以诗篇中被称为“知识阻碍者”、“分配阻碍者”的罪恶高利贷为代表。这两种对立的力量转化为诗篇中对立的两样世界,一边是文明及秩序的创建者、维护者,另一边是秩序破坏者、地狱制造者;一边是第13诗章中“孔了行教图”所呈现的安宁、秩序的氛围,另一边是地狱诗章中呈现的现代西方的混乱与黑暗。在一线光明反衬的漫天的黑暗中庞德概要地再现了西方社会的堕落。前50诗章,依照庞德自己的说法,就如“一个侦探故事”,要探寻西方社会的过去及现状。《诗章》以奥德修斯驶向地狱开篇,这暗示庞德自己戴上史诗英雄的面具在西方历史中探寻。其一,庞德溯源而至神话、文艺复兴时期,呈现了战争、谋杀、经济罪恶及宗教堕落而导致西方社会日渐黑暗、混乱的历史。其二,地狱诗章更是展开了一幅当代英国伦敦的肖像画面,更加鲜明地勾勒出英国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腐朽与混乱。再有,伦敦肖像作为一个缩影,其腐朽、混乱的状貌也是战后西方社会这一现代冥府的普遍特征:腐败的政客和金融家,唯利是图的高利贷者,大发战争财的军火商人,以及出卖语言、混淆视听的新闻界人物,这些就是庞德所言的“知识阻碍者”、“分配阻碍者”,是他们阻挡了智性之光的发散与播撒,进而把西方现代社会制造成一个“所有的光都熄灭了”的黑暗的地狱。“侦探故事”不仅要求探查“罪证”,还要求揭露“罪犯”。“侦探”庞德也不是止于地狱状貌的呈现,而是要深入查找制造现代地狱的根源。庞德对此的看法与其经济思想密切相关。庞德经济思想的中心观念就是,高利贷是西方社会的万恶之源。财富应源于创造性的生产,而高利贷及银行从乌有中制造钱财,是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罪魁祸首”。因而,庞德在诗篇中对高利贷予以猛烈的抨击,甚至将其变形为三体有翼怪物吉里昂、女巫喀耳刻、或“城市毁灭者”海伦等具体形象,揭露高利贷带给宗教、艺术、经济的极大破坏。诗篇中高利贷不仅是一经济术语,源于人对财、利欲望的高利贷还演变为滋生罪恶的思想状况,庞德称之为“意志误用”,包含揭示人性缺陷的两种形式,其一是人性贪婪。庞德晚年试图更正他曾对现代西方所作的诊断,认为其混乱黑暗的根源就在于人无尽追求利益的贪性,因此,高利贷并非万恶之源,而是人性贪婪这种思想状况所催生的一种罪恶形式。其二就是与论文第一章中“一人”的典型品质——行动——相对立的“意志瘫痪”。这是指缺失行动、坐视罪恶的泛滥及秩序的丧失而无动于衷的思想状态,以第7诗章中的现代西方人及地狱诗章中的地狱居民为典型体现。现代西方人仅是“躯壳”,只能发出虫鸣般虚弱的声音;庞德地狱里的居民更是缺乏但丁地狱中的罪人的尊严之心和悲剧意识,他们就是一具具行尸走肉,对周围的乌烟瘴气、恶臭、腐烂和粪便熟视无睹。庞德对他们深恶痛绝,认为正是现代人生活于黑暗混乱中却心安理得的思想状况才放纵了现代地狱的蔓延。可以说,现代西方地狱部分源于“误用的意志”的两种形式——人性贪婪及“意志瘫痪”,两者都因人内心的秩序腐化而致,庞德自己也因内心秩序的缺失而陷入地狱般的比萨监狱中。二战中庞德的错误彻底改变了诗人自己的命运,也部分改变了《诗章》的创作方向。从《比萨诗章》开始,诗篇的自传性成分渐浓,记录了被囚于比萨监狱里的诗人的真实经历和思想情感。一方面,比萨监狱是心灵的极度黑暗之所,是庞德的地狱,正如《比萨诗章》的首篇第74诗章的标题Nekuia所示,暗合了第1诗章中奥德修斯下冥府的经历。先知提阿西瑞斯的预言“失去所有的同伴”在比萨监狱却成现实,孤独黑暗中的庞德反思自己的性格弱点,意识到自己缺失的正是自己一直信奉的——“如果个人内心没有秩序,就不能把秩序传播到他的周围”——孔子“一人”的秩序内涵,意识到“说”得过多而违背了“正名”原则。然而另一方面,正如奥德修斯必须游历地狱,经历如此仪式性的死亡而后方能重返家园,地狱般的比萨监狱也是诗人经受煎熬而实现精神重生之所,这就是比萨诗章中庞德重建个人内心秩序的过程。而具有博大胸怀的庞德还不止于此,他更是在后期的《掘石机诗章》、《王座诗章》中探寻整个西方社会向秩序回转的途径。这乃论文第三章所要探讨的内容。第三章运用“流溢”后的“回转”分析庞德对“治”的探索,也即为诗人自己、也为战后西方社会探寻重建秩序之途。与“太一”向下流溢相并行的运动机制是灵魂向上的“回转”。个体灵魂来源于太一,虽堕落于物质世界,但仍不全失原初之善,当然就有回到太一的渴望,达到与太一的神秘合一。回归太一的途径就是个体灵魂的净化与提升,这以诗篇中两个类比灵魂向上的意象为体现。其一是出现于第16诗章中紧握石板于沼泽中努力向上的胳臂,它犹如黑暗中的光亮、混乱中的秩序,不仅象征着诗篇中那些于腐朽、破坏中的创建之举,更是长达800多页的《诗章》从但丁式的黑暗向光明天堂的进程的指引。其二是第40诗章中迦太基将领汉诺的领航西行,庞德称之为从混乱中寻找出口或出路。汉诺的海上航行也是远离腐朽、混乱的现状而航向光明与秩序的尝试。光、光明的意象遍布诗篇,具有丰富的内涵,无论是艺术之美、女性仁爱的力量,还是自然的生命力、神秘的神性体验,庞德都以光的意象加以具体化。诗篇还数次援引神秘主义哲学家埃里金纳“一切存在皆为光”的观点:光存于万物中,是万物的本质特性,即使黑暗究其存在本质也是光,只不过是无知遮挡了智性之光。这也正是诗篇中引用的诗句“除了无知,没有什么是黑暗的”所表达的思想。如此说来,黑暗的地狱——“一处所有的光都熄灭了的地方”——的存在就是智性之光被完全阻挡的后果,那么走出地狱重建秩序的过程就是恢复智性、向“光”回转的过程。诗篇中个人及人类“家园”的原型具象化了这一“回转”,具体而言,即奥德修斯的“返家”以及人类的“地上乐园”概念性地界定了庞德为自己,也为西方社会探寻重建秩序之途。此外,庞德更要在过去和历史,中进行更为具体的探寻。他认为,时间或历史是人类错误的炼狱。历史犹如但丁的炼狱,是介于惩罚罪恶的地狱和光明的天堂的中间处,是引人走向至高境界的必经之地,因而,在历史的炼狱中庞德试图寻找疗治个人及西方社会的错误的“药方”以重建秩序。就诗人个人而言,在《比萨诗章》中,庞德回忆过去、反思错误。在回忆中诗人净化记忆,感受了善与大爱带来的新生的精神力量。此外,诗人也在观察沉思现在的过程中感受了自然的治愈力量而重获内心秩序与身份。就现代西方社会而言,庞德更是在人类历史中挖掘向秩序回转的通道。具体而言,高利贷的罪恶阻挡了智性之光的撒播而使现代西方社会笼罩于黑暗中,它破坏经济的自然增长,造成生产与分配的失衡,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要冲破无知的黑暗就是要在西方价值观念中重新注入与之抗衡的智性之光——公义。《掘石机》诗章中诸多光的意象甚至汉字形象化了公义本身及公义施行者的智性的光辉。而且,《王座》诗章更加突出的则是律法的制定与实施而维持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公义的智性之光更具体呈现于人类历史上三部法律文书,即,智者利奥的《埃巴尔克圣训》、爱德华·科克的《英国法总论》、以及康熙帝的《圣谕》。律法是实现公义、秩序的保障,是人类社会从原始无序状态到繁荣有序发展的最大进步,典型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与成就。若说论文第一章里的庞德在历史中寻找“行动中的英雄”典范以表现“一人”“发散”的表率作用,那么在这里,庞德对历史的探寻超越了个人情节,诗人的“英雄崇拜”转为对人类律法公义的信念。也就是,是作为整体的人类、而非个体的英雄承担了发散智性之光的责任,这些维护良好社会秩序而带来“太平盛世”的人类律法就可视为现代西方重建秩序的基石。这也就是标题为“王座”的诗章的内涵所在。第四章运用新柏拉图主义三层本体中的第二层本体“理智”探析“回转”后神性的呈现及自然的神性秩序。在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中,“太一”是万物世界及灵魂回转的本原,然而庞德的兴趣不是通过流溢产生万物而又超然于万物之上的第一本体“太一”,而是既是本体又是存在的第二本体“理智”。作为纯粹的精神本身,太一过于神秘和抽象,而理智比太一更为具体,不仅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本体,也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具体形式中。由此,庞德的观点——神性是一种“永恒的思想状态”,就可有两方面的内涵,也即神性呈现的两种方式。一方面,灵魂回转到本体理智的层次上可获得对神性的顿悟,另一方面,人在物质世界——理智的具体存在形式——中就可以感知神性的存在。《诗章》又从两方面展现了灵魂向更高层次的回转而得的神性体验,其一是“变形时刻”,其二是诗篇中以伊洛西斯为代表的秘密宗教仪式。前者是指“从寻常世界进入神性的或永恒的世界”的“魔力时刻”,典型表现为诗篇中作为至上化身的阿佛洛狄忒的变形所象征的爱的神性力量。后者是指神秘入教仪式中灵魂在由混乱黑暗而受神启转生(也就是物质生命象征性死亡及精神生命新生)的再演过程中对神性的神秘体验。古希腊伊洛西斯秘密仪式主要是祭祀谷物女神德墨忒尔及冥后珀尔塞福涅以祈祷自然丰产。庞德运用伊洛西斯秘密仪式呈现了人与神性的密切关系:一方面,第36及39诗章中光的意象具体呈现了仪式中人对神秘神性的体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伊洛西斯秘密仪式建立了人与具有神性的自然之间的关联,也就是,伊洛西斯秘密仪式作为丰产仪式之一种,不仅表明了人对自然之神性最原始的认识和崇拜,而且,以仪式再演的性交感召自然中神秘的生命力以祈祷丰产,更说明了人与神性自然的密切关联——存于自然里并化身为丰产神的神性能够回应人类的虔诚与崇敬。神性存于自然,这恰恰与庞德认为神性从未远离的观点相符,因为除了个体灵魂从未全失原初之神性,因而可能向更高层次回转而体悟神性,还有就是,被感知的神性并非形而上的、不可言喻的,而是就在物质世界里、在自然中,这就是上文提及的神性呈现的第二种方式,即自然秩序,也就是庞德在诗篇中所言的“道”。庞德在《诗章》中将其与儒家思想关联起来,不仅在“道”的字形释义中凸显了秩序和理性的内涵,更是以数次出现的诗行“风亦属道,雨亦属道”表明了人应尊重自然中无处不在的秩序而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儒家自然观。风雨皆属“道”,一方面的内涵是,自然神性秩序内在于自然中并显现为自然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形态”;另一面的内涵就是,自然神性秩序也应内化于人类价值观,以导引人的活动及社会发展,这也是庞德对查尔斯·鲍尔克《垂钓的艺术》及中国古代经典《礼记·月令》进行改写和翻译充分表现的思想。就如汉字“中”——不动摇的枢轴——所表达的思想,神性秩序是存于万千变化的宇宙中的恒定与枢纽,规束着人类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关系。只有观察自然才能体悟神性;只有将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植根于对自然秩序的尊重、遵从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神性境界,这一境界也就是第49诗章“七湖诗章”意在使人感受的“第四维静止”,而中国诗画描绘的这种神秘静谧、天地人和谐的“静止”境界也确在古老的中国纳西族人的自然风景及自然崇拜仪式中现身。本论文的结论主要有三点。第一,《诗章》的结构是以“秩序”为中心,以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维度而延展的“弹性的形式”,这种动态、立体的解读方法是对但丁从地狱到天堂的精神之旅中所表现的线性发展结构的突破。第二,本论文的研究创新性地把静与动、理性与神性、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神秘主义相结合进行尝试。尤其是以普罗提诺的“流溢”与“回转”为哲学参照对处于诗篇核心地位的秩序进行文本细读与分析,这使之得以新的理解和阐释,也就是,秩序不仅是论文前三章里探讨的现世的秩序,也包括第四章中自然神性秩序的意义,因为庞德思想中非理性的一面究其实质仍是诗人的现实关怀。说到底,他以超验的自然秩序表达的仍是社会性质的内涵。第三,本论文论述的《诗章》井然的结构与其断裂、碎片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特征不是抵触的,相反,以秩序为中心而不断延展的“弹性”结构正好印证了庞德的漩涡主义理论所体现的动感艺术的能量和张力。把动态与中心静止相结合的漩涡主义使现代主义诗歌从短小的意象主义经典发展而为包罗万象的鸿篇巨制《诗章》成为可能,而漩涡主义强大的艺术容量也恰在本论文阐释的结构中得以佐证。结论也主要论及论文的不足之处。总之,《诗章》结构研究是以此论题投射到《诗章》研究的一种研究视角而已,折射出的是对《诗章》中蕴含的博大深厚的中西文化内涵的探索。也就是,研究《诗章》的结构又不囿于结构研究,而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切入,以此更深入研究《诗章》中的中国文化内涵,从而重新发掘诗篇中儒家思想的智慧,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和久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