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人"留守"是中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特有现象。"老人"、"农村"和"留守"三者的结合,使农村留守老人被社会刻板印象化乃至污名化,认为他们是社会变革的牺牲品,孤独、不幸、贫穷和落后等等。本研究深入农村开展田野研究,试图了解农村老人和留守老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并与城市老人作比较,以幸福感为评判指标来检验大众刻板印象的现实依据,分析刻板印象与现实的差距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包括"大众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刻板印象"和"农村留守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两个部分,每部分都包括一个量化研究和一个质性研究,因此,共四个分研究。研究—采用量化研究中的实验法,比较大众对老人、农村老人和农村留守老人的外显和内隐刻板印象,分析"老人"、"农村"和"留守"三个词对刻板印象的影响。通过偶遇抽样法,在北京和上海的城市社区、湖南和山东的城市和农村社区,共获得661位18～59岁各年龄段和各教育程度的被试。将被试随机分为三组,每组仅测量对一个目标群体的外显和内隐刻板印象——老人(N =230)、农村老人(N= 213)或农村留守老人(N=218)。采用形容词自由联想法测量外显刻板印象,采用内隐刻板印象解释偏差范式(SEB)测量内隐刻板印象。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中的半结构式访谈法,进一步探讨大众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刻板印象。通过滚雪球和广告招募,共获得47位18～59岁的被试(也来自北京、上海、湖南和山东的城乡地区,但不与研究一重合)。研究深入访谈被试对留守老人的印象、印象来源、假设自家老人或自己成为留守老人的感受和应对等。每位被试访谈20到70分钟,共获得转录文本25万字,采用扎根理论对文本进行逐句编码和分析。研究三采用量化研究中的问卷法,比较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农村留守老人和农村非留守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分析"老人"、"农村"和"留守"对幸福感的影响,并采用多元分层线性回归法分析幸福感的预测因素。通过整群分层随机抽样,共获得733位60岁以上的老年被试,他们分别来自两个大城市(北京和上海,N= 282)、两个小县城(山东Q县和湖南L县级市,N =183)及两个小县城的农村地区(N = 268)。按居住方式分类,农村老人中有91位属于留守老人,177位属于非留守老人。问卷结合修订后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和自编问卷,因变量是幸福感和孤独感,自变量包括居住地点(大城市、小县城和农村)、是否留守(留守、非留守)、比较方式和归因方式,控制变量是性别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研究四在研究三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进一步探讨农村留守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应对。该方法将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非正式访谈、一对一访谈和小组访谈结合在一起。从2013年1月到2015年6月,研究者几十次前往湖南L县级市的农村地区,并与两户留守老人共同生活约6个月(一户位于散居偏僻的传统农村、一户位于集中居住、生活便利的现代农村)。研究共获得约8万字观察日记,47万字访谈文本资料和8万字反思笔记。对这些资料采用扎根理论、整体分析、叙事分析和话语分析进行综合分析,并通过向村民反馈研究结果等方式进行三角检验。综合四个分研究结果,主要结论如下:1)大众对农村留守老人持有刻板印象,将农村留守老人消极化、极端化和污名化。大众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是媒体负面报道,"不幸福"是其主要内容,"孤独"是其核心特质。"老人"激发了消极内隐刻板印象,"农村"加"留守"激发并强化了消极外显刻板印象。2)大众的刻板印象低估了 "农村"对老人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却高估了"留守"的消极影响。城市老人的幸福感,显著地高于农村老人;但农村老人中,留守老人与非留守老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差异;控制了其他人口学因素之后,居住地——农村,仍然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老人的幸福感,但"留守"不能显著预测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实际上,是农村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着农村留守老人的幸福感。3)大众的刻板印象忽略了农村留守老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村留守老人也在主动地适应和被动地接纳社会变革。留守老人开始注重个人需求,注重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独立意识增加,自我养老能力提高;他们既能积极主动地自我调节、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幸福感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能被动地接纳子女外出、适应社会变革与资源受限。4)传统文化中的知足感恩、勤劳节俭等美德,帮助农村留守老人应对子女不在身边、经济条件落后等困难,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变革,是农村留守老人主观幸福感的保护因素。但是,"留守"并非是影响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危险因素,亲子间的深层情感联结,对农村老人的幸福感更重要。5)经济是幸福的基础,在保障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影响农村老人幸福感的核心因素依次是:亲子关系、比较方式/心态、经济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和夫妻关系;拥有好的核心因素越多、越能在有限资源内进行调节和适应、做出越优选择的老人,幸福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