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作为活动于国家和农民间的中介群体,具有“国家代理人”和“村庄代理人”的双重角色,同时又是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经济人或理性人。以往的研究表明,利用掌握的资源追求“经济利益”(或称为“经济寻租”),是村干部行为的主要驱动力。然而,笔者对广西A镇的调研却发现,农地确权带来的村干部利益减少甚至消失,以及历史矛盾重重和资源缺失导致工作进入“进退两难”的窘境,这并没有影响村干部在农地确权过程中的积极行动。在此情境下,村干部积极行动的背后逻辑是什么?这是否与追求“经济利益”相矛盾呢?围绕这一问题,论文通过对个案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运用曼瑟尔·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的逻辑”的“选择性激励”理论,发现在“村委会”组织“选择性激励”机制作用下,村干部“农地确权”仍采取积极行动:积极选择性激励中“村委会”信息来源平台、社会声誉、获得社会资本积累等非集体物品获得的激励,促使村干部积极行动;消极选择性激励中的村干部作为集体物品的提供者,受镇政府对村委会行动的规定和威严渗透的压力、无作为的村干部受村民舆论压力等,村干部不得不积极行动。在“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激励机制作用下,村干部即使面临利益被边缘化,存在仍选择积极行动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