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以及分列的行政与事业部分财政供养人口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及其结构的影响,并验证Brennan和Buchanan(1980)所提出的"利维坦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以及背后的影响机制。　　 通过第二章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研究最优公共物品供给的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第二个阶段则是基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问比较而提出的侧重于研究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以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而"中国式分权"概念的提出更是侧重于强调财政分权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在经济转型的初期无疑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经济分权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分权的成本。但到了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后期阶段,分权的成本增加的更快,各种问题开始凸显。同时,我们也发现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之间关系在文献中并无定论,"利维坦假说"的成立与否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三章对中国财政体制和行政部门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发现中国财政体制的分权改革事实上一直都在不断的进行从完全集权到分权,再到重新集权的反复。与此同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也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之间进行循环。　　 本文第四章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分权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在财政分权度量指标方面,通过比较各种财政分权指标度量的优劣,最后确定选用财政自主性指标作为分权的度量。在讨论了相关控制变量的合理性之后,利用基于1998-2007年省级数据的面板模型和FGLS估计方法的初步结果表明:分权的确能抑制总体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膨胀;同时,Wagner法则、规模经济理论均得以验证;而城市化率和城乡收入比的上升对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膨胀有促进作用;与之相反,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却会使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下降。我们继续通过对分列的行政与事业部分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权仅能抑制事业部分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而不能抑制行政部分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我们认为这是由中国式分权所造成的财政支出偏向和行政部分财政供养人员对地方财政决策的重要影响所致。我们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UR)和GMM估计检验,表明本文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本文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