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而与之相随的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资源约束、产业结构失衡、高污染物排放和绿色发展效率低下等环境问题,我国应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走绿色发展之路。同时,数字贸易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传统贸易产业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5G互联网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不断推动贸易数字化发展,数字贸易所蕴含巨大的绿色潜能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利用数字贸易助力绿色经济发展受到广泛关注。但数字贸易若过于关注“产业链末端”的数字化转型,增加高耗能产业对自然资源依赖性,数据中心、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等发展也导致大量能源消耗,阻碍绿色经济发展,数字贸易具有“绿色双刃剑”效应。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数字贸易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构建数字贸易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各省域的数字贸易规模,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DEA-SBM模型测算各省域的绿色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其次,通过参考文献选取相关控制变量,构建基准传导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非线性模型等;最后,研究数字贸易对绿色经济发展影响关系与影响效应。一是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贸易影响本区域和周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线性关系,进一步采用U型检验和门槛效应模型拓展分析两者之间所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二是研究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深入分析数字贸易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双刃剑”作用的影响机制效应,并研究影响东中西区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的异质性。三是稳健性检验。通过2SLS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替换变量的指标口径和外生政策冲击来验证结果稳健性。结果显示,一方面数字贸易促进本省域的绿色经济发展,对于周边省份具有正向溢出作用;同时进一步分析中验证两者的U型关系不明显,但存在较强门槛效应,即数字贸易随着规模扩大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程度逐步降低;另一方面,数字贸易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而通过规模效应阻碍绿色经济进步,对东中西区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存在影响异质性。据此,本文提出加强数字贸易核心技术应用、助推产业绿色化转型、实施区域差异化战略等措施强化正向作用,发挥数字贸易的市场作用、优化能源发电结构等措施弱化负向作用。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另一方面促进数字贸易绿色化和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贸易强国建设。基于数字贸易影响绿色经济发展所涉及多方面的理论、文献和方法,数字贸易的“绿色双刃剑”影响机理还有待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