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派作家戴·赫·劳伦斯作为英国20世纪文坛毁誉不一、最具争议性的作家，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受到世界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关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1930)是劳伦斯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它诞生的80年里引起多方的批评和关注。作者在作品中以宗教般的热忱赞美性爱，以细腻微妙的笔触描绘两性关系的美好，然而，这种对性爱的大胆描写背后，正是作者对当时的历史、政治、宗教、经济等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　　 尽管该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英国、美国以及日本都得到了全面的解禁，但在中国，除了私下里流传的饶述一1936年的译本外，该书的中文译本直到21世纪初才在大陆和台湾解禁。基于时间的跨度和地域的不同，本研究选取了上个世纪初出版的饶述一的译本(1936)、本世纪初大陆出版的赵苏苏的译本(2004)以及台湾出版的张瑜的译本(2007)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形成受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同时拥有读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表现出主体的能动性，对译本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的态度、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译者对特殊用法的表达等都彰显出译者身份在翻译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尽管译者受到许多翻译规则和社会规范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其主体性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翻译的最终结果。　　 基于译者主体性理论，本文从文本结构层面和概念性层面对这三部译作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在文本层面，对这三个译本在词汇和句式这两个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包括语言风格、句式的结构和其它一些文学表达手段诸如脚注的使用、讽刺、委婉语和俗语的表达等。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到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但同时其自身的主体性也决定了译作的形成。　　 在概念层面，本文分别对这三部译作进行比较，发现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文中的性描写的处理。此外，在表现社会地位和习俗的词语和人名地名的翻译这两方面，三个译本都被烙上鲜明的政治和社会色彩。基于以上两个层面对三个中译本的分析，本文进一步探寻了其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　　 通过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三个中译本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译者主体性的形成受到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这又影响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而形成具有不同风格的译本。本文认为对文学翻译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争论译本的好与坏，而应将译作与具体的译者及其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探讨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学翻译以及译者主体性之间存在的重要的互动关系。此外，随着对译者主体性影响的深入研究，对于作者-读者-译者之间主体间性的研究已成为翻译研究的新亮点，赢得了广泛的关注。总之，以译者主体性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加深我们对文学经典及其译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