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共行政改革的深入，部分行政权向社会流动已经成为改革的重要趋势。我国行政权社会化实践已经在相当范围内蔓延，但理论研究仍停留在寻找合法性基础层面，对更为细致的问题缺少探讨。本文立足于行政权社会化变革实践，力图解决行政权社会化的基本理论、界限范围、策略路径等法律问题。序言揭示了公共行政改革对行政法学尤其是行政权的冲击，阐述对行政权社会化的研究有助于探寻政府职能的范围。第一章对行政权社会化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首先，界定了行政权社会化的内涵和本质，阐明了行政权社会化在主体、范围、方式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其次，从治道变迁的背景出发，分析了行政权社会化的原因，即，政府财政压力加重，公众信任危机，人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论证了行政权社会化深厚的基础在于国家社会互动合作关系理论。最后，总结出行政权社会化在缓解财政压力、提高行政效能、推进行政民主化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二章集中对行政权社会化的边界进行探讨。政府能力、非政府组织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行政文化影响着行政权社会化边界的确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管理权限划分方面存在多种学说。本文认为政府应提供纯公共物品，承担关涉重大公共利益的重要职能，非政府组织主要在非重要职能领域和基层事务中发挥作用。第三章对域外行政权社会化的实践进行分析。考察了英国和美国行政权社会化的实践情况，进一步总结出西方模式的特点，即以公共服务领域为重点，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对行政权社会化进行适度控制。第四章阐述了我国行政权社会化的发展状况。概括了我国在政府职能转变、社会自治领域的发展进程，剖析了行政权社会化的缺陷和不足。第五章重点探讨我国行政权社会化的培育和规制。实现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在于明晰政府角色，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强化管制、弱化服务转向适度管制、优化服务。对非政府组织的培育可以从淡化行政色彩、加强人才建设、优化资金结构方面入手，对非政府组织的规制应内外结合。外部应加强立法规制，制定《非政府组织统一法》，完善非政府组织具体法；加强司法规制，确立非政府组织行政诉讼被告地位；重塑管理机制。内部应加强非政府组织自律。提高公众公共意识也不容忽视，有助于塑造行政权社会化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