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社会建构属性。它的生成与再造,对个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与就业等有深切影响。和主流社会的青年不同,“三和大神”青年在“做一天玩三天”的日常生活中展现着“自由”而“颓废”的生活状态,建构着似乎不再渴望发展和不计未来的身份认同。本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试图研究“三和大神”身份是如何生成、实践与再造的。围绕这些议题,本研究主要以社会建构理论、日常生活理论为理论分析视角,采用定性的田野调查方法收集数据资料,对“三和大神”青年的身份建构展开研究。田野调查从2019年3月持续至同年11月。在参与式观察中,笔者先后正式或非正式访问、观察的调查对象122人,写就47万余字的田野笔记,形成了关于“三和大神”的较为完整系统的调查记录。研究发现,三和青年滑向“三和”的逻辑动因主要包括正常工作努力受挫、失足而难以回归正常生活、自我追求的困境等。不良的原生家庭环境和受教育状况、正常就业和婚恋的挫败、“成家立业”社会文化期待的排斥、“案底”的社会排斥、社会支持的薄弱等因素的复合重叠,驱使其逐渐放弃规范化的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滑向了“三和”。三和区丰富的非正规就业机会、低廉的生活机会、同辈亚文化的支持等为三和青年的生存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基础,这些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生产并再造了“三和大神”身份。三和青年能在这里从事着不稳定的劳动,在廉价低质的生活消费、周边的城市公共空间、热闹但各自孤立的流动社交人群中维持基本生活。亦能在他们交流互动而生成的“抵抗劳动”的价值观念、自我调侃和安慰的“挂逼”象征符号、“自私自利、赌博投机”的文化氛围中找到情感共鸣和安慰。他们在劳动抵抗中生成“惰性”,过着自由、散漫、快乐、颓废的生活,并产生了“家”的归属感。“自由”而“颓废”的“三和大神”身份在其中得以生成和再造。三和青年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生存危机、社会排斥和身份认同危机。由于工作不稳定、收入微薄,他们经常难以维持生计。主流社会对“三和大神”身份的不认同,也让他们经常遭受社会谴责、就业歧视、身体驱逐等社会排斥。对这些危机,三和青年能动地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在缓解部分危机的同时,他们陷入了更糟糕的社会处境。大多数三和青年试图脱离“三和大神”身份,却因为双重的结构限制而失败。“三和大神”青年身份是社会结构和微观主体在社会实践中互动的结果。在社会快速变迁、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社会转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三和青年很难孤身达成社会文化期待或其个人追求的自主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在遭遇困境时也缺乏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劳动权益保护和可及的政策服务。这些社会结构影响下挫败的生活境遇让三和青年滑向了“三和”。受城乡经济差异、城市化发展、劳动力用工制度变迁等宏观结构影响产生的三和区,恰好为这些青年提供了独特的就业与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三和大神”身份很大程度上是三和青年的自主选择。这些青年在生活的挫败中自愿地停留在三和区维持“三和大神”身份,并主动地生产着维持该身份的同辈亚文化。“三和大神”青年印证了“结构模式”解释逻辑的适用性,而这些青年仍然没有真正地解决他们的结构处境问题。但同时,这些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实践,也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集中于休闲领域和“象征性”抵抗的局限,呈现一种新的抵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