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是一个古老的犯罪类型,在世界各国也属于多发性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将“携带凶器盗窃”列为与“盗窃公私财物且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扒窃”相并列的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之一。随后“两高”又发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携带凶器盗窃”等关键词的内涵,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认定、犯罪形态、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劫的区别还存在认识分歧。笔者拟从刑法规定和“两高”司法解释出发,结合审判实践和刑法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刑事立法过程。“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不仅侵害财产权,同时威胁到人身权,《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定罪和量刑均作出了适当调整,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需求。第二部分:“携带凶器盗窃”的含义。刑法理论界对“携带”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携带”的时间、方式、合法性、支配性等。认定携带应当关注携带的隐藏性、易支配性。刑法学理界将凶器分为性质上的凶器和用法上的凶器。目前对于凶器的分析集中在用法上的凶器。认定凶器应当关注凶器具备现实危险性、禁止性或者足以危害人身安全以及凶器必须是有体物。第三部分:“携带凶器盗窃”的犯罪形态认定。任何为了实施携带凶器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预备行为,但是必须是以行为人携带凶器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实施盗窃行为为前提的,而且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而未能着手实施盗窃行为。对“着手”的认定,应当是行为人的盗窃行为能够引起现实的客观危险性,即行为人携带凶器开始实施具体物色财物的行为。“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侵犯法益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两个方面,故对其定性有危险犯、行为犯和结果犯说,将其纳入结果犯范畴,有利于防止打击范围扩大化。第四部分:“携带凶器盗窃”的入罪与出罪盗窃罪是一种侵犯财产型犯罪,侵犯财产罪最大的特点就是侵犯的法益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从刑法条文看,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不需要考虑犯罪数额就可以入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可能扩大打击范围,所以入罪的标准是侵犯的必须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有价值的财产权益,但却有违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造成刑法与行政法等法律法规对盗窃行为的界定不清,混淆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的界限,损害司法权威。对刑法无法保护的法益、不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节适用刑法13条但书的规定以及一些特别规定可以排除在犯罪之外。第五部分:对“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和“携带凶器抢夺”的区分“携带凶器盗窃”和“携带凶器抢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从行为人的主观想法、客观实施的危害行为、侵害法益对象、携带凶器的目的没有任何区别,区别之处主要是在文字方面和对受害人的影响方面。第六部分:司法实践中的其他问题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携带凶器盗窃与其他盗窃形式交叉的情况,我们需要选择法定刑情节起点高着作为量刑起点,其他情形作为量刑情节予以充分考虑,在法定刑幅度内予以从重处罚,做到罪刑均衡。对于携带凶器盗窃的证明标准,处理具备一般盗窃罪证明标准外,还要求行为人说明其携带的合理性,凶器则是由相关部门出具行为人携带的器物属于性质上的凶器或者用法上的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