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唐宋变革论的重要环节之一即是唐宋城市发生的重大变化。“背海立国”体现了南宋朝的特殊性。宋廷南渡,定临安为行在所,面临着国家礼制、法律规范与都城生活的全面秩序重建。本文从礼法视角出发,重点考察南宋临安的礼仪空间、皇帝行幸、垣墙界限和城市生活的时间分配,由此探讨皇帝、士大夫和都人的行为与互动,联系政治角力、风水文化、生活风尚,分析作为观念、制度的礼法与实际的礼仪活动、城市生活之间存在的紧张、调适和妥协,并将临安放置于城市史整体脉络中,探求两宋与元明间呈示的情形。城墙与城门是城市的重要“边界”,对认知临安都城具有关键意义。临安墙垣划分出“内”与“外”,“法”与“非法”,然而门禁之制不断遭受冲击,加之夜禁制度的转变与城市夜间生活的兴盛,导致城门按时启闭的失序,这使得城墙与城门沦为象征性的界限,也就瓦解了其限隔作用。另一方面,人们以城墙作为辨识“礼”与“非礼”的边界,朝廷在南宋早期常常摇摆于礼义规定和实际地情之间,这使临安礼仪空间中心在城墙内外发生多次迁移,形成南宋临安礼仪布局的一大特色。择地定都过程里,在军事和地理要素之外,风水文化成为了一项重要论述资源,城市先兆、谶语与风水相联系,赋予城市兴衰以新的阐释意义。礼仪空间的营建直接关系到皇帝的出行。南宋皇帝行幸围绕都城展开,是一个动态而完整的过程。本文对明堂大祀与出驾祈雨的细致梳理,揭示出礼仪活动包含的复杂性,即礼仪空间具有固定的组合及意义、整备道路时所面临的拆迁与建屋拉锯的难题,而那些夭折或颇受争议的行幸则反映出“君”与“臣”的进退关系。御街在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都人形成了临安城市生活里一股巨大而活跃的力量,他们是皇帝礼仪的见证者,并且还成为舆情传播者。城市不再只是研究的对象,城市包括城市生活成为我们理解社会、文化和世界的途径之一。礼法视角的古代都城探视,将拓展和加深我们自身对于城市及城市生活的认知,从而展现出一幅更加丰富生动、逼近真实的城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