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包含着马克思的“术语革命”，这是由恩格斯最早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提出的。并且，恩格斯强调，“术语的革命”对于读者而言，是一个需要自己解决的理论难点。这意味着，要想真正进入《资本论》，就需要弄懂术语的革命意涵。但迄今为止，学术界专门从术语革命的角度研究《资本论》的成果寥寥可数。恩格斯关于《资本论》术语方面的论述，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此基础上，本论文以“术语革命”为核心论题，揭示《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哲学内涵”，重现《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真实关系。《资本论》得以问世，首要的前提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这决定着《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经济概念与普通政治经济学术语在“深层结构”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差异。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深谙德国古典哲学顶峰人物黑格尔的哲学根基仍在强大的观念论传统之中。他限于批判抽象理性的视界之内，以“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吞噬了鲜活的“人的世界”。马克思认为，这造成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对于摆在现代人面前的“物质利益”问题，黑格尔哲学仅保持着有限的批判态度，它更多是对现代国家的“理性解释”。此后，马克思站在了思辨哲学的反面。就时代任务而言，他要求哲学必须破除真理在“彼岸”的传统理念，“退回”到“人间”，追问人类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提出，要重构一种“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新哲学，以便使人类能够在现世获得自由与解放。为此，马克思自觉摒弃以往哲学的出发点，直面“现实的个人”，开启了关注人们“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方式”的新哲学视域。真正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基础向“市民社会”的转移。与此相应，马克思逐渐脱离了思辨哲学术语，以一种崭新的经济语境展开对现实生活的哲学批判。通过转变传统哲学的“理论总问题”及其对“现实的历史”的思辨表达，马克思决定性地影响了哲学本身的前途。这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进程中重新审视《资本论》的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哲学内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契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最伟大的理论发现：一是“在整个世界观上实现了变革”；一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然而，由于忽视这“两个发现”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联，人们通常简单地认为《资本论》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揭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生硬地搬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而得到的结果，从而孤立地看待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论》。其实，对于马克思来说，颠覆思辨哲学对“实在主体”的宰制与揭露“资本的逻辑”对人的控制，这决不是毫不相关的批判工作，二者都是源于同一个理论目的，即诉诸于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运动过程，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开辟“现实的道路”。按照这种理解，构筑起《资本论》的经济范畴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内容，与政治经济学术语之间的继承关系“有名无实”。从术语的“表层结构”来看，商品、价值、劳动、资本等范畴的确早已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术语，获得了详尽的说明。亚当斯密把现代社会称之为“商业社会”，首次提出“价值”一词表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不同的意义。但斯密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模棱两可的，他并没将劳动是经济交换活动中的“一般实体”这一观点贯彻到底。最终是由李嘉图，将衡量价值量大小的唯一标准确定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尽管发展了古典经济学，但李嘉图却抹煞了经济范畴固有的社会历史特性，单纯使其抽象化为物和物之间的数量关系。他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设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非历史性和永恒性。相比之下，马克思凭借“二重性”观念，追溯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重形式的对立统一，从而在社会生活中重新析出经济概念，还原“物的关系”背后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填补了旧有经济学术语的“空白”，建立了“劳动力”与“剩余价值”概念，实质是恢复全部经济范畴中蕴含着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历史规定，赋予经济范畴以时代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内涵。《资本论》的经济范畴既表征当下资本主义时代状况，又预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向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熔铸在哲学批判之中的“价值诉求”，提供了完整的科学论证。经济概念成为马克思独特的“认识世界”的“阶梯”和“改变世界”的“现实武器”。它们正是充实起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新哲学范畴。因此，《资本论》构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