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以及交易安全、交易秩序等多种法益因素的考量,我国法律对流质契约作出绝对禁止的规定。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不断繁荣发展,以及立法中更加关注私权属性和意思自治,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判例、学说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流质契约规则,立法上绝对禁止流质契约之势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理论研究界对于禁止流质契约的批判声音从未停止,一些解禁流质契约的主张得到认可和追随。当前,《民法总则》已成功施行,民法典各分编也进入紧锣密鼓编纂中,从我国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应用的发展趋势出发,流质契约的重构修正应该在民法典中有所体现,解禁流质契约正当其时。流质契约的基本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实践中一般采取广义概念。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通过比较研究域外有关立法例,可以把学界对于流质契约的观点总结归纳为绝对禁止主义、相对禁止主义、默认允许主义和明文允许主义四大类。我国法律规定上虽对流质契约采取绝对禁止主义,但学术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本文从关系、时间、结果、效力等四个维度对构成流质契约的要件特征进行分析,尤其是结合我国禁止流质契约的有关立法初衷进行探讨,以期能更全面了解流质契约的立法精神和实质内涵。本文从私法自治、物权属性、实现成本和利益保护等多个角度对我国禁止流质契约的有关理论缺陷进行了全面分析,并结合司法实践中有关流质契约诉讼纠纷出现的法律适用不统一、类案同审不同判等审判实务问题,尤其是通过对以物抵债、让与担保和后让与担保等与流质契约“形相似、意不同”的新型担保合同进行司法实务研究和法律效力评议,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重新考量禁止流质契约的合理性,并提出关于流质契约的重构修正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