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次”辞赋是指通过模拟或次韵的方式创作的辞赋作品。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是指古代朝鲜文人以中国唐宋经典辞赋为范本,从题材、结构、风格、语言等方面,通过拟效或次韵的方式创作辞赋作品。应该指出的是,次韵是和韵的一种方式(和韵包含依韵、用韵与次韵),因为古代朝鲜文人拟效中国辞赋的创作中以次韵方式居多,故将次韵加以突出强调,称作“拟次辞赋”。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的创作缘由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学习中国赋家辞赋创作的艺术经验,在阅读、品析前人经典作品的基础上,以模拟、仿作的方式再创作;二是出于“逞才”的需要,即通过拟作、次韵之作去展现自己的才华；三是受儒家“宗经征圣”文化心理模式的影响,以“尚友古人”；四是为了寄托情感,通过拟次经典辞赋,在自身体悟与赋家的感慨中找到契合点,相鸣共振,表达其人生体验与生命情感；五则在于唐宋辞赋的散文化、说理化特征有利于说理议论,符合朝鲜朝主流思想,有利于表达朝鲜文人性理学思想。古代朝鲜文人对唐代辞赋的拟次主要集中在李白、韩愈、刘禹锡、李翱、柳宗元等人的辞赋上。其中,对李白辞赋的拟次缺乏李白原作洒脱不羁、气魄宏大的艺术个性,但拟次辞赋的主题与风格或清新、或别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此外,对韩愈赋作的拟次摆脱了韩愈原作感叹自身仕途多舛的局限,而多着眼于国家、人民的福祉安危。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宋代辞赋的对象主要是苏轼、欧阳修、朱熹等大家的创作。对苏轼赋作的拟次重在与苏子精神上的沟通,体验苏轼豁达、乐观、自由的境界,较少拘泥于字句的模仿。对欧阳修辞赋的拟次,不仅承袭其主题、结构、句式、语言,还学习欧赋的散文化笔法,以散文入赋,不拘韵律。同时寄寓作者自身的思想与情感,有的在思想深度上甚至还要高于欧赋。朱熹的《感春赋》《白鹿洞赋》《空同赋》醇厚典雅、思想纯正,古代朝鲜文人对这些赋作的拟次,都极力模仿原作的思想和艺术境界,总体上展现了理学家辞赋创作的风格。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从内容上看,主题“在丰赡中有所侧重”,即主题较所拟辞赋更加丰富。一些拟次辞赋的主题较所拟辞赋更为深刻,有的拟次辞赋与所拟辞赋主旨相对,颇具创见。总体上,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侧重宣扬儒家思想,具有浓厚的济世情怀。形式上,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在模拟中追求新变,诸多拟次作品虽继承了唐宋辞赋中的散文化倾向,但古代朝鲜文人喜好将骚体形式引入到拟次创作中。同时,古代朝鲜文人还好用典故,增加了辞赋的文化内涵,典雅博奥。此外,古代朝鲜文人拟次唐宋辞赋不是单纯对辞赋内容与形式的模拟,还十分注重对中国赋家人格、精神的追求与模范。拟次创作是古代朝鲜文人学习、积累辞赋创作经验的一种方式。古代朝鲜文人拟次中国辞赋有助于积累创作经验,促进古代朝鲜辞赋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丰富了古代朝鲜汉文学的文学体裁。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国唐宋辞赋的拟次,也成为两国之间文学、文化交流的成果与载体,推动了中朝古代文学、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