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不逮捕，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海关缉私部门、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机关报送或者下级检察机关报请决定逮捕的案件，依法进行审查，对不符合逮捕条件规定的案件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或者决定不予逮捕的行为。不逮捕是检察机关保障犯罪嫌人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侦查监督的重要职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由于我国目前逮捕条件立法规定还有所不足，逮捕审查程序正当性不够，逮捕审查工作运行机制以及相关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使得不逮捕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不逮捕应有的价值功能也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逮捕为原则，不捕为例外”，依然构成了我国目前审查逮捕的基本现状。虽然理论界以及实务界对于不逮捕问题也进行了相关探索，但总体而言研究并不系统、全面，提出的相关对策、措施也未能有效解决我国当前逮捕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对不逮捕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明确不逮捕的适用条件，规范不逮捕的程序，完善不逮捕的运行机制及补充落实相关配套措施，对于实现不逮捕价值、功能的回归，发挥其应有的侦查监督、人权保障的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除引言外，正文共分三部分，全文共计四万四千字。　　第一部分对 C省检察院辖区不逮捕的适用状况进行实证考察。从 C省检察院辖区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的数据来看，自2013年1月1日以来，不逮捕适用率(不捕人数/同期审结人数)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上升最为明显。2013年C省检察机关不逮捕率仅为3.27％，到2016年2月不逮捕率达到了21.05%，前后提升了近18个百分点，同期无社会危险性不捕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同期C省检察机关捕后绝对不诉18人，判决无罪16人（其中2013年捕后绝对不诉9人，判决无罪8人；2014年捕后绝对不诉3人，判决无罪4人；2015年捕后绝对不诉6人，判决无罪2人；2016年1-2月捕后无绝对不诉，判决无罪2人）。每年轻刑（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单处附加刑以及免于刑事处罚）判决人数占已批准逮捕总人数10%以上（其中2013年捕后轻刑判决共5302人，占批准和决定逮捕总人数的26.35%；2014年捕后轻刑判决共2732人，占批准和决定逮捕总人数的17.06%；2015年捕后轻刑判决共2119人，占批准和决定逮捕总人数的12.14%；2016年1-2月捕后轻刑判决共257人，占批准和决定逮捕总人数的9.90%）。部分县市区轻刑判决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决人数更是达到了80%以上。这说明有较大比例的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案件被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逮捕实践适用严重不足。　　第二部分分析不逮捕适用不足的原因。从C省检察机关的运行情况来看，三类不逮捕在实践中适用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不构成犯罪不捕，重入罪，轻刑罚；证据不足不捕，证据审查不规范，关键证据把关不严，重口供印证，轻实物证据核实；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必要性要件审查不严，重视不足。影响不逮捕适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立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如逮捕刑罚要件、证据的审查判断、无逮捕必要性不明确。其二，审查逮捕程序设置正当性不够。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任务一致、角色趋同，都肩负打击犯罪的使命，是打击犯罪流水线上的一环，批捕部门集追捕、追诉漏罪等追诉性质的职权与审查批捕权于一身，检察官缺乏应有的客观中立性；检察机关没有完整的批准（决定）逮捕权，不能在审查逮捕决定不捕的同时根据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一方没有申请取保候审权。其三，审查逮捕工作运行机制不完善。鼓励逮捕、妨碍不捕的三级审批工作机制限制了不逮捕适用；不当政绩观指引下以逮捕为中心的考核机制进一步倒逼办案人员普遍做出逮捕决定。其四，保证到案的羁押替代措施阙如。取保候审等羁押替代性措施不完善，取保候审后却面临无法保障落实，无法有效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的尴尬局面。　　第三部分提出完善不逮捕适用的建议。针对我国不逮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其一，立法进一步明确逮捕适用条件。明确逮捕刑罚要件，证据的审查判断以及无逮捕必要性范围。其二，坚守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职权配置上，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弱化相互制约，将追捕、纠正漏罪等追诉性质的职权与审查批捕权相分离，最大限度的保障检察官的客观中立性；完善检察机关批捕权，赋予检察机关根据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取保候审；赋予犯罪嫌疑人一方取保候审权。其三，完善审查逮捕工作运行机制。改革三级审批机制，逐步下放权力，保障检察官办案的独立性；构建科学合理的不逮捕考核机制。其四，完善取保后保证到案措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完善取保候审等羁押替代性措施，增强实践适用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