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政治下,公共行政伦理要求政府行为应当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的,然而现实中行政管理在一些领域却存在着严重的“公共性丧失”问题。因此如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确立和证成政府的正当目的,是当前公共管理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在政治哲学上,这也就是证成政治德性目的的问题。作为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哈奇森,其政治哲学通过以仁慈情感为核心的道德感理论把政治重新纳入到道德哲学的体系之中,为现代政治重建了德性基础。具体来说,哈奇森步了霍布斯的后尘,以人性中的激情对道德进行解释,提出自私和仁慈是人性两种基本情感,并将仁慈作为道德感的核心,建立了一种新的个体道德观。在这种道德观下,不仅商业社会中追求私利的行为获得了道德支持,而且政治追求公共利益也获得了道德根据,实现了对曼德维尔式“恶德即公利”道德悖论的解脱；另外,以该理论为基础,哈奇森政治哲学重新确立了政治的德性基础；而且所开创的“对政治行为加以德性分析”的方法深刻影响了休谟及斯密的政治思想。因此,哈奇森可谓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哈奇森的公共利益理论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其政治哲学思想中,哈奇森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勘定为现代政府的正当目的。因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内容的公共利益,是一种公共的善,所以将其作为政府的目的,就给现代政治赋予了德性基础。本质上讲,公共利益就是所有社会个体利益的集合,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的个人主义特征和世俗性。相对地,在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中,政府为何行政,抑或现代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何在,乃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该问题就表现为：政治有何目的?进而延伸出的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就是：政治是否必须以德性为目的?哈奇森的公共利益理论,对这些问题作了肯定回答：现代政治或政府只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才是正当的。该理论的背景或缘由主要有二：一是德性在现代政治中的失落；二是世俗性在现代政治中的张扬。基于此,重建现代政府的德性目的—向善,就构成哈奇森公共利益论的主要问题意识。哈奇森开启苏格兰启蒙运动之时,焦虑于德性政治的失落,基于政治世俗性的张扬,所以决心致力于保持古典德性传统,并追求人的现世的利益满足,将苏格兰建成一个有着良好德性的商业文明社会。因此,二者因缘结合,他提出了自己的公共利益论思想。公共利益,一方面是公共的善,作为政治或政府的目标,实现并保持了政治的德性原则；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现实的、真实的利益,又体现着现代政治的世俗性,与古代的理想或神学政治区分开来。既然人性有仁慈,向善是人的本性,故而作为人之群体活动——政治,也应当向善,追求德性。既然德性和善就是促进公众利益,政府若以公共利益为行政目标,那么政治就具有了德性目的,这样德性政治传统也得以了保留和延续。在哈奇森看来,政府以促进公共利益为目的,就意味着政府具有较高的德性。哈奇森的公共利益论,最后的指向乃是政治的,即为政府确立德性目的——服务公共利益。这样他就恢复了古典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政治传统。然而,不同于以共同体主义为思想主轴的古典的德性政治论,哈奇森建基于个人情感基础上的道德观,本质上则是个体主义的道德观。以此个体主义道德观为基础的公共利益论中,全部个体利益的集合,或者即一种每个个体所共同享有的利益,正是所谓“公共的善”的实质所在。在政府如何实现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哈奇森认为,正义规则是政府实现公共的善的目的所必需。政府若要实现公共利益,就必然要遵守正义规则,公正行事。从思想来源来看,哈奇森的公共利益论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影响,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同时,正普遍盛行的社会契约论和古典自然法思想的许多概念和理论,也被吸纳运用。最后,古典共和主义的德性理论和哈林顿的现代共和主义的法治思想,是哈奇森公共利益论中德性目的和正义规则的重要思想渊源。囿于时代和思想局限,哈奇森的公共利益论内存有诸如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目的论和规则论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其开启苏格兰启蒙思想运动、恢复现代政治之德性基础的努力、为现代商业社会和政治制度提供道德支持的功绩,尤其明确了现代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最终正当目的——公共利益等成就,都对当今行政伦理理论的发展仍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本文对哈奇森公共利益论的研究主要遵循以下路径：第一部分结合哈奇森公共利益论诞生的时代和思想背景,探究该理论所努力探讨的问题意识；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部分,力图探究并展现哈奇森公共利益论从人性基础、政治指向到现实关怀,直到最后落脚点的逻辑脉络；第三部分在深入了解哈奇森公共利益论的内容与逻辑的基础之上,从思想史的角度重点论述哈奇森公共利益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渊源,为最后对其理论的评价提供理论上的佐证和解释。第四部分是结论,站在客观立场上,对哈奇森的公共利益论的理论得失、内在局限和积极价值,作一个中肯的评价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