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牧区作为一个“草—畜—人”的有机整体,其草场的利用方式的变化将对整个草原牧区的生态、经济、文化产生影响。自上个世纪80年代草场承包制度实施以来,草场的利用方式从“四季轮牧”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定牧”,至此,草原牧区的生态建设,畜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牧民的增收等问题均面临着止步不前的尴尬局面。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将产生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分析草场利用方式及其经济效应,不仅有利于了解牧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更有助于了解当前草场利用方式,为政府部门制定出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草原牧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择2013年完成草场承包政策的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彦布日德嘎查为研究区,收集草场承包前后的气象数据、草场产草量采样数据、牲畜头数数据,并入户调查草场承包前后的2012~2016年草场利用方式、经济收入、牧民生活方式、草原生态变化和牧民面临的重点问题。详细分析研究区草场承包前后的经济效应及其牧民经济条件变化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首先,采用对研究区草场承包前后牧民的牲畜头数、产草量、收入和支出等详细数据,分析其经济效应,并获得以下结果:(1)1992~2016年的牲畜头数,除个别灾害年以外牲畜头数基本呈现波动状的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从2013年起上升趋势显著。(2)牧民每年的收入差距较大,且户与户之间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有的甚至高达几倍。2012~2016年期间牧民平均收入呈逐渐增多趋势,特别是草场承包后2014年起明显增多。牧民主要收入来源为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80%~90%左右,非畜牧业收入与草场相关收入的占比均有减少趋势;(3)研究区牧民的平均支出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特别是草场承包后2014年起明显增多。其中,生产性支出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占比逐年增多,2014年以后的生活支出和社会服务性支出变化不太明显;(4)牧民的纯收入逐年减少,而负值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尤其2014年,草场完全承包以后负值明显增多,到2016年时牧民平均负纯收入达到了-4.3万元。随着牧民纯收入负值的增加,贷款数的额度也在逐年增多。其次,在分析研究区草场承包前后经济效应变化的基础上,从政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寻求了研究区草场生态、牧民生产生活、经济收入等产生变化的原因。(1)政策对草场利用方式起着主导性作用,从而对牧民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其主要表现在草场承包后草场围栏和定居引起的草场细碎化和超载放牧导致的草场退化;过冬的储备草料需求量增多,导致出现掠夺式打草方式和“卖草专业户”的出现;草场承包后打草设备等牧业机械购买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等支出费用明显增多;(2)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区旱灾频发,经分析,1980~2016年平均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年降水量呈减少趋势,而打草场样方产草量与当地平均气温相关性不明显,但与年降水量相关性较大。因此,研究区年降水量的下降,也对打草场产草量产生影响,并且间接地导致了购买饲草料支出费用的增加;(3)由于近几年全国社会经济的下行,从而导致自2012年以来牲畜收购价格的连年下跌,影响了以畜牧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牧民收入。总体而言,政策因素对购买饲草料、牧业机械和雇佣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产生较大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影响牲畜价格;而自然因素的主要影响则表现在草场产草量的减少而引起购买饲草料费用的增多。最后,根据分析所得的草场承包前后经济效应及其牧民经济情况产生变化的原因,结合调查问卷及调查资料,提出解决牧民所面临问题的相关对策与建议:(1)优化草场利用方式、形成牧民合作机制,通过拆除不必要的网围栏,整合草场资源,并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对破坏草原生态的行为依法严惩。(2)利用研究区特有的旅游资源与畜产品资源,使用网络交易平台,拓宽收入渠道,增加牧民收入。(3)加大政府财政补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担责,加大对牧民生产性补贴的同时加强防灾减灾的应急措施;深化牧区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惠牧贷款政策的同时提高牧民社会保障水平。(4)建立科学技术培训长效机制,加强科技培训、提高牧民生产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