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将同意确立为信息处理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同意的理论基础源于个人人格尊严及自由的保护。是否对个人信息予以确权保护,理论和规范层面还存在争议,《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确立了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但是规范中并未使用个人信息权概念。理论界对信息主体的同意研究主要集中在存废之争上,对同意的性质、不同信息处理阶段的适用范围以及同意的方式缺少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区分了授权与同意的概念,分析了不同法律关系中的同意行为,明确信息主体的同意是单方法律行为;其次,本文主张对信息处理行为进行阶段划分,讨论了不同信息处理阶段同意的适用范围;最后比较了不同法律规范中明示同意的内涵与外延,明晰了个人信息领域明示同意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特殊信息处理的明示同意以及一般信息处理的择出式同意方式。除引言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同意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文件中的规范表达,明晰了理论和规范层面个人信息确权保护的争议,具体论证了学术界个人信息权的权属之争,笔者认同个人信息权的财产权属性。第二部分区分了个人信息保护中授权和同意的概念及特征,对比了不同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的同意,将信息主体的同意认定为单方法律行为。第三部分将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分为信息收集阶段和后续处理阶段,探讨了有效同意在不同阶段的适用范围;囿于个人信息上的人格利益保护与信息主体的广泛性,文章认为在信息收集阶段应当严格适用有效同意规则,再次同意在信息后续处理阶段没有适用的土壤,信息主体可以通过删除权来保护自身权益。第四部分从意思要素和表示要素两方面完善信息主体的同意方式,本文借鉴了GDPR有效同意四要素,反思了同意方式的区分标准,对比了《民法总则》与《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明示同意的内涵与外延,主张将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适用于特殊信息收集场合,对一般个人信息采取择出式同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