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出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中国广东亦在21世纪初出现了富商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了八胞胎的情况。“代孕”作为一种新的人工生殖方式,在我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随后,第一例冷冻胚胎继承权纠纷案于2014年5月15日在江苏宜兴进入了司法程序,案中所涉的四位失独老人,虽然打赢了官司,却被法律规定不能代孕的现实所打败。上述案例及相关争议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作为一种新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给不能生育的夫妇带来了福音;但同时也剧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生育方式,引发了伦理与法律的窘困。目前各国对代孕是否合法问题,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不同态度。对此问题我国法律几乎处于空白,只有卫生部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两部法规中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对此笔者认为,既不能一刀切的全盘否定代孕,也不能回避问题、视而不见。法律天然的滞后性特征更促发我们对代孕相关问题应积极地应对、沉着的分析,采取法律手段对其适度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社会积极效益,满足委托夫妇拥有自己孩子的迫切愿望。故我国立法上应当认可代孕合法化,并在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有关代孕的立法进行分析的前提下,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来有效地防止代孕技术的滥用,从法律上对代孕者的主体资格、双方的权利义务及代孕法律关系的认定原则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制,从而合理的使用和有效的控制代孕技术,使因为疾病不能生育的夫妻或者失独老人的生育权得到真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