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防、军事等方面的状态随着国家发展跌宕起伏,几经变化,兵役制度亦经过多次完善与修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的腾飞,市场经济的渗透等因素影响,在军事上力量虽然明显增强,但人们的功利性意识亦开始发芽增长,逃避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行为渐渐增多。外加长期以来的和平环境,国民的战争意识和国防意识趋于淡薄,导致了国内部分地方近些年来频繁发生有个别公民拒服兵役的事件。这给我国国防建设及正常的征兵秩序带来了新的问题。依据我国《兵役法》的内容,拒服兵役行为有三种情形:公民拒绝、逃避兵役登记和体格检查的;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的;预备役人员拒绝、逃避参加军事训练、执行军事勤务和征召的;国防生违反培养协议的。和平时期的拒服兵役行为属于违反《兵役法》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我国刑法对其并不适用。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只有在特定的“战时”条件下,拒服兵役行为才有可能追究刑事责任。而和平时期拒服兵役行为即使危害后果很严重,当今亦缺乏刑事规制,刑事惩罚性后果不存在亦是目前拒服兵役行为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刑法对“战时”条件的界定也存在模糊性,使得该条文在实际适用中存在着某种不确定问题等。为此,拒服兵役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军事法制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也就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刑法设定了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与战时拒绝、逃避服役罪,旨在“战时”对拒服兵役行为导致严重后果的,追究刑事责任。而军事法制总是伴随军事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随着新世纪新时代的到来,部队的职能也在扩大,其所承担的许多任务,同作战任务一样,都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所以上述两款罪名,已经无法满足在新时代下军队发展、国防发展的需求。对拒服兵役行为在和平时期应当增补相应的刑法规制,以及其现有够罪的特定条件“战时”与“以战时论”界定上的缺陷亦应当予以完善。同时相关立法和执法制度亦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