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深入人心乃至浃髓沦肌，既然能伴随着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创造过持久的辉煌，那么在历史沦入新陈代谢急骤的近代之后，它就不甘也不会简单地成为传统社会体制覆灭的殉葬品。尽管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欧风美雨吹打与西学狂飙突进，社会变迁潮流呈现出“变变变，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性趋势，但总有一些内具民族性特质的社会文化“万变不离其宗”。儒家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其既具有传统历史积淀的相对稳定性与传承沿袭惯性，同时也并非没有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发展规律与自我完善机能。面对近代以来中国废除科举特别是清朝覆灭与君主专制体系崩溃这种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儒家文化也不得不改铸其社会存在形态，变换其化导社会模式，从退化到变异以至于艰难地走上近代化转型之路，从而汇入中华文化近代化巨流之中。仅仅把儒家文化视为腐朽的中国传统而无视其近代化转型命运的理路是不可取的。自近代戊戌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时期废科举以来，中国各界就开始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社会批判。清朝覆灭与民国肇兴特别是因为反对君主专制皇权复辟而勃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中间经过“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直至20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海内外学界对孔子、儒家及儒学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以至于成为此期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最富有特色的部分。综观此前学界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儒家文化近代化转型的探索，可以发现学术界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方面着手而偏重于其在政治和伦理层面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政体之合离关系的剖析，对儒家文化在幅员辽阔中国的区域社会近代化转型之个案考察，却实在相对缺乏，这对全面、深入和系统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近代化是很不利的。就目前笔者之囿见，还没有发现专门对儒家文化与近代区域社会转型进行全面、深入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只是在一些儒学通论性专著或学术论文中有所涉及。因此，对儒家文化与近代区域社会之间表现出来的种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及其对儒家文化的近代社会化转型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无疑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与思想解放的历程，传统儒家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的封建礼教，不断受到近代新文化的冲击与批判。然而，儒家文化与新文化不仅存在着冲突、斗争和交锋，也表现为交织、互存和重合。山西省，位于中国腹地的黄河中游，距离自汉迄清以至于民国以儒家文化为“官学”的历代统治中央如西安、洛阳、开封和北京等古都均很近，深受历代儒家官学的影响，再加上其被太行山与黄河缠绕阻隔，对外地理交通与文化交流不便，传统儒家文化在这里便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统治秩序。在晚清历史上，山西和全国其它省域一样承受着儒家文化的传统覆盖与渗透。在民国历史上，山西省由于阎锡山推行的独特的社会统治模式而使儒家文化备受推崇。可以说，儒家文化与近现代山西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中国儒学史界、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和山西地方史志界对此尚未有专题考量，应该强化研究以补阙如。晚清时期，山西儒家文化的发展表现出其独特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晚清时期的山西，曾出现过不少像祁寯藻、徐继畲、乔松年这样的著名儒学文人，他们从不同层面对晚清山西儒家文化的振兴与弘扬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而晋商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借鉴，更将儒家文化在商界发挥的淋漓尽致。面临危机的儒家文化也曾因此而在山西开始复兴。到民国时期，尤其是阎锡山主政山西之后，通过兴办各种尊儒机构及报刊，并发表各种与弘扬儒家文化有关的言论，将其一向尊崇的儒家文化贯穿到山西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儒家文化真正在山西复兴。阎锡山虽是长期盘踞山西的著名大军阀，但他很崇儒，而且一向标榜是文武全才的儒将，其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又有近代文明的影响。他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统治思想被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民国时期的山西，基本一致处于阎锡山统治之下，他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以儒家文化为指导，明确提出治理山西的目标、规划、措施，并予以贯彻落实，一度使山西省成为全国地方自治和乡村建设的典型。阎锡山推行的“六政三事”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不论是发展教育、提倡道德，还是整顿村制，基本上反映了儒家政治理念和伦理道德要求。其中又以村政思想体现尤甚,他所倡扬的“公道主义”的“村本政治”、“洗心”、“伦理道德”等等,无不折射出浓郁的儒家文化情结。即使是在抗战时期，阎锡山也不忘尊儒，他巧妙地借助儒家伦理道德来与各路势力相周旋，从而进行自保。儒家文化在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社会有着耐人寻味的独到体现，由此可以管窥传统儒家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嬗变的历史轨迹。再者，近代山西佛教、道教以及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儒家文化做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为儒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客观上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山西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另外，近代山西的各种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给儒家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综观概论，儒家文化与近代山西社会演变息息相关。考量儒家文化与近代山西社会变迁之关系，不仅有益于检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近代社会所独具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而且有益于探索儒家文化在其他省域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命运，同时还有益于管窥蠡测性地研究传统文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规律，再就是对展拓和深化近代山西地方史志研究也具有自不待言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