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是指公司通过授予管理层或者其它员工以一定比例的公司股份,使得管理层或者其它员工的部分薪酬与公司股价紧密相关,进而将公司股东利益与管理层或者其它员工的部分个人收益联结在了一起,是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是股权激励的两种常用方式,两者虽在行权价格和授予价格、解锁期、授予数量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但究其本质却在于两者的权利属性不同。股票期权获授对象可以在股价有利自身的情况下行权,可以在不利自身的时候不行权,因此获授对象只会获利而不会受损。限制性股票获授对象则没有选择是否行权的余地,一旦获授股份激励,公司股价上升则收益,股价下跌则受损。本文选取2006年-2016年间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发布的701份股权激励方案,把股权激励方案按年度变量分为两组。首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了各个公司股权激励强度、股权激励模式不同对公司业绩投资回报率ROIC的影响,其次运用逻辑回归研究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对股权激励模式选择造成的影响,最后结合前两个研究结论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影响下的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倾向是不是属于理性决策作出了判断。实证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强度与代表业绩的投资回报率ROIC显著正相关;(2)不同股权激励模式激励效果按年度分组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出相反结果,在2006年-2011年间股票期权激励效果较好,而在2012年-2016年间限制性股票激励效果更胜一筹;(3)国有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的方式,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限制性股票作为股权激励的方式。另外,本文通过按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进一步分组细化回归研究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在2006年至2011年间股票期权更能提升公司业绩,在2012年至2016年间限制性股票更能提升公司业绩。国有上市公司在按年度分组后结论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一致,但由于样本规模锐减不具备显著性水平。结合实证结果,本文作出判断:较强证据支持非国有上市公司近十年来倾向于选择限制性股票的决策,在2006年至2011年间属于非理性决策,在2012年至2016年间属于理性决策;较弱证据支持国有上市公司近十年来倾向于选择股票期权的决策,在2006年至2011年间属于理性决策,在2012年至2016年间属于非理性决策。为此,本文建议上市公司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选择适合自身的股权激励模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大股权激励强度,尽量聘请中介机构细致设计股权激励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