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地下文物考古的成果发现,人类在山顶洞人时期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装饰品,人类的风貌建构意识于此觉醒。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时期,人类在外貌的建构之上出现了性别分化意识,女性作为建构自身风貌的主体,尽情地展现着自身的原始风貌。随着夏商父权社会的逐渐建立,父系文化掺杂于女性风貌的建构之中。女性的主体身份开始逐渐失落,其对自身的风貌建构不再享有绝对的自主权。此一时期针对女性的风貌建构思想由史前简单地性别分化意识,演变成建构女性等级地位、外形、性格等方面的暗示。具体表现在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之中,其显示出女性受到父系文化的等级区分和性情行为等方面的规训与建构。到了周代,上层意识形态针对女性风貌的建构开始与政治制度相结合,并以礼制的形式确立下来,成为具体化、细致化、强有力的“女性礼制”;至战国时期,这一“女性礼制”还得到了诸子各家理论化和形而上化的提升。面对不断具象、全面且强化的“女性礼制”,女性风貌总体上呈现出与上层建构理想相一致的历史规律。自西周春秋到战国时代,随着“女性礼制”思想的逐渐强化,女性的主体性渐渐失落,女性被物化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并且逐渐处于“礼制”的建构和异化之中。尽管如此,周代仍然存在较多女性挣扎和突破“女性礼制”的行径,如周初女性以自身标准来审视、评价男性;如平民女性的大胆逐爱、自由婚恋行径;如贵族女性的干政、通奸现象;且此种挣扎和突破伴随着时代色彩、国别色彩、阶级色彩等。而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政治权力的强力引导,同时还有女性自身因素、文学作品的干涉、以及历史族团文化和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侵袭。周以来的“女性礼制”一直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之中仍然留有影像,生存于这一历史语境下的女性仍然未完全摆脱它的束缚,“颜值焦虑”、“自我物化”、“财富焦虑”等几乎无所不在。重新审视自周代以来奠定的女性风貌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