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马洛是一个敢于打破传统，敢于创新的剧作家。在其三个代表作《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帖木儿大帝》以及《马耳他的犹太人》中，马洛塑造了三位突破旧习的主人公，但本文认为这三部悲剧仍旧沿袭了希腊悲剧说教性的特点，旨在告诫世人：“人应该明白不能成为神”8，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说：“承认自身的局限性对人类来说是必须的。”9马洛写作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文艺复兴，儒勒·米什莱在其《法国史》中将其称为“人类精神觉醒的起点”10，在文艺复兴时期，“加在人性上的枷锁第一次被打破”11。这里的枷锁无疑是指在中世纪主宰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督教。当上帝的存在开始受到质疑，一些人开始认为自己就是上帝，能够成为世间万物的主宰者；当宗教上的天堂已经变得不再真实，一些人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建造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天堂，他们选择依靠的就是人的理性。但文艺复兴只是中世纪与近代社会的转折点，宗教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就造成了大众精神上的迷茫:是选择继续相信上帝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因此群众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需求，他们需要有人替他们尝试，然后基于尝试的结果，再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其三部代表作品中，马洛便通过三位打破传统的主人公为大众进行了这个选择与尝试。马洛成功地将这三位主人公刻画成为西方现代人的原型：怀着对自身能力的无限热情，他们开始用自己聪明的大脑进行永无休止地追求。然而三位主人公无一例外，最终悲惨的死亡；在实现抱负的过程中，变得非人；在人生的最终时刻，还要残忍地认识到不论曾经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一切辉煌与享受在这时都变得毫无意义，正如浮士德博士那一句满含憾和恨的感慨：“二十四年的放荡荒唐已经断送了浮士德的永恒快乐和幸福”12。三位主人公的悲惨结局正如吃了知识果实而犯下原罪的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本主义危机的写照:物质繁荣却精神虚空。通过这些悲惨的结局，马洛在人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向西方世界发出了警告：正如《浮士德博士》中的收场白所说：虽然人是有才能的，如“可能长成巨树的枝条”但：“不能去胡作非为，坐下上天所不允许的事。”13因为当理性只服务于野心，丝毫不考虑戏剧中神所代表的自然大义时，理性将变得无丝毫理性可言，而剩下的就只有疯狂。随着三位主人公堕落的步伐，文章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章呈现了一幅描写主人公现世追逐的画：三位自命不凡的主人公不满做一个常人，而妄想成为神。沉浸在追逐的现实享受中，他们已全然看不到任何预兆，听不进任何劝告。第二章分析了主人公追逐所利用的工具—理性。随着主人公永不满足的追求，三部戏剧成为他们尽情发挥自己理性的舞台。但当理性只服务于野心，丝毫不考虑戏剧中神所代表的自然大义时，理性将变得无丝毫理性可言，这也是他们悲剧的根源。第三章展示了三个主人公的结局。他们对宗教持有的实用主义思想使他们的悲剧成为必然，让他们在死亡面前悲惨地认识到：自己在追逐过程中已变得非人，失去了尊严，也失去了信念。本文认为马洛在其代表作品中传达了其对人本主义过度发展的担忧,以期提出一个研究马洛的新视角，并能够引起人们对西方世界人本主义危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