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疗癫狂证的文献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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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狂证是自古即有的典型精神疾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身心健康,在患者痛苦的同时,也对患者的家庭及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祖国医学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从未停止与癫狂证的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从纵向历史的角度,对古代癫狂证治疗的中医文献,进行系统挖掘整理,希望通过探究、考证不同时代医家对癫狂证治疗的方法,总结祖国医学对癫狂证,尤其是其治疗认识的发展脉络,整理出其中宝贵的经验,为今天癫狂证的诊治尽一份绵薄之力。中医癫狂证的概念:以神志错乱,精神亢奋,打骂呼叫,躁妄不宁,动而多怒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精神疾病,称为狂证;以神志错乱,精神抑郁,表情淡漠,沉默痴呆,语无伦次,静而少动为主要表现的精神疾病,称为癫证。从症状上看,中医的癫证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精神分裂症,狂证则相当于心境障碍中的躁狂症和双相障碍中的躁狂发作。精神分裂症的概念:是一组病因未明的精神疾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精神活动和环境不协调为特征。心境障碍的概念:是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疾病。根据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心境障碍包括双相障碍、躁狂症和抑郁症等几个类型。双相障碍具有躁狂和抑郁交替发作的临床特征,既往称躁狂抑郁性精神病。躁狂症或抑郁症是指仅有躁狂或抑郁发作。现代学者对癫狂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古代文献整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进行整理:杨秋莉和薛崇成对《内经》时期的精神医学与医学心理学的文献整理,许又新整理了两晋南北朝及隋唐时代我国精神病学概况。2.对具体医家与医著的整理研究:郭丽娃、黄健对《内经》中癫狂病名的确立、发病机理及狂证的治疗都做了论述。熊继柏总结了《内经》中癫狂证的治疗方法。黄健整理了《诸病源候论》中包括癫狂证在内的精神疾病相关篇章。潘玲、曾倩等对刘完素有关情志病在病因方面的认识进行了整理。黄健总结了朱丹溪有关癫狂证的学术思想。黄东源对王肯堂有关癫狂证诊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黄健、郭丽娃总结了张景岳对癫狂证的认识。3.对癫狂证病因病机的分析研究:李从甫总结出痰、瘀相互为患是精神病(中医“癫狂证”)的病理基础。丁德正对癫狂证的病因进行了探析。对于近年来中医治疗癫狂证的研究进展,诸多医者发表文章介绍了其临床治疗的经验。例如梁开荣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和四逆汤分别治疗狂证和癫证共126例,总有效率84.13%。刘治香等采用解郁化痰、活血安神法治疗精神分裂症30例,显效率90%。李爱峰用四逆汤加味治疗阳虚亏损之癫证30例,总有效率90%。常蔚以清营凉血解毒法治疗狂证,症状明显改善。李雄东等用李氏精神康复胶囊治疗精神分裂症204例,与氯丙嗪治疗的40例对比,不良反应以西药组为明显,中药组极少。赵俊文以柴胡龙牡汤随症加减治疗精神分裂症31例,与抗精神病药治疗的31例比较,中药组不良反应和病情复发率明显低于西药组。徐天朝等用针刺配合小剂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癫狂证,临床治疗效果与传统抗精神病药物等同,且副作用小,起效快,更适合于临床应用。本文通过对古代医学文献的整理,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医家医著对癫狂证的治疗特点可总结为以下内容:1.先秦至隋朝时期,医家对癫狂证的治疗进行了实践探索,虽然内容并不丰富,但基本形成了癫狂证治疗的雏形,包括药物疗法、针灸疗法、食疗法、精神疗法以及其它疗法。由于此时期癫狂证的病因病机理论较为单一,在此时期药物治疗中,癫证以安神定志法论治,如华佗的“补心丹”等。狂证则分别以生铁落饮和苦参丸为代表的镇心安神法和清热泻火法为治则。针灸治疗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治癫穴位出现,而狂证治疗经络和穴位的记载,在当时已较丰富,体现出祖国医学的先进性。另外,“以情胜情”的精神疗法也为癫狂证的治疗提供了有效手段。2.唐宋元时期,是癫狂证治疗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金元时期,各种新说崛起,在癫狂证的病因病机、辨治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药物治疗到了兴盛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治疗癫狂证的方剂,成为众医家的主要施治手段。秦汉时期的安神法治癫继续发展,代表方剂如“定志小丸”、“茯神散”等,而且增加了祛风法,如“排风汤”,祛痰法如“三圣散”。狂证的治法由于“血虚气少”病机的出现,而增加了祛风养血法,方剂如“麻黄丸”等。同时针灸疗法的内容也更加详细,增加了更多的穴位和不同的灸法。其中孙思邈“十三鬼穴”的发明,为癫证的治疗作出了重大贡献,朱丹溪发展了“以情胜情”的精神疗法,提出“活套疗法”,由此精神疗法得到了更多的进步。食疗法和其它疗法也充实了一些新的内容。3.明清时期,随着医疗知识的不断积累和社会实践的逐步深入,癫狂证的病因病机已逐渐走向系统化、条理化、规范化的道路,而治疗方法也由简到繁、由单一治疗到综合辨治。药物治疗方法更注重辨证,因此在前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多个治疗原则,例如癫证又增加了活血化瘀法、补心养血法和滋阴养血法,同时癫证的祛痰法细化为清热祛痰、理气祛痰和温化寒痰。狂证同样也增添了四个治疗原则:祛风养血法、活血化瘀法、祛痰开窍法以及补脾养心法。针灸疗法发展为多穴配伍,辨证论治的系统治疗体系。此时期多种疗法共同发展,为癫狂证的治疗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本文通过对古代癫狂证有关治疗的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中医癫狂证治疗方法的发展是从单一到多元,再不断细化的过程癫证的药物疗法,是从秦汉时期散在记录的安神法,到长足发展后唐宋元时期分出的安神法、祛风法、祛痰法,再到已形成治疗体系的明清时期,增加了活血化瘀法、补心养血法和滋阴养血法的同时,将祛痰法细化为清热祛痰、理气祛痰和温化寒痰法。而狂证的药物疗法,也是从秦汉时期的镇心安神法和清热泻火法,发展到之后陆续增加了祛风养血法、活血化瘀法、祛痰开窍法以及补脾养心法。针灸疗法的发展以代表著作为例说明:《内经》中首载了癫狂证的治疗经脉和施治手法,晋代《针灸甲乙经》提供了治疗的具体穴位,到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发明了“十三鬼穴”,癫狂证有了较系统的针灸方法,再到明代《针灸大成》采用多穴配伍,形成了针灸治疗体系。而其他疗法则是不断推陈出新,充实和丰富了癫狂证的治疗。治法的变化体现的是病机的变迁,治疗方法不断增加和创新,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代表着对癫狂证认识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从此过程可以看出,癫狂证的治疗经历了萌芽、雏形、发展、成型四个阶段,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治疗方法不断细化的过程,而细化的依据实质上就是辨证论治的完善。2.对现代精神疾病治疗的借鉴意义2.1治癫不离痰,治狂不离痰火纵观历代医家的治疗方法,癫证从唐代即有治痰方剂,金元时期形成“痰迷心窍”的病机,“开痰结”的治法开始发展,到明清时期“因痰致癫”的病机发展成型,祛痰法成为治癫的主要方法。因此众医家治癫的共同特点就是祛痰法。而狂证从先秦记载开始,就以清热泻火法论治,金元时期提出“痰火”病机后,清热祛痰法确立起来,明清时期继续发展“痰火互结”理论,使治狂方法一直与“痰火”联系紧密。因此医家治狂的共同点即是祛痰降火。此法直至今日仍是指导临床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癫证多祛痰,狂证祛痰降火”可成为癫狂证治疗以古鉴今的一条规律性治则。2.2针药并用,多种疗法齐发展早期癫狂证的治疗依赖于针灸,到唐朝时期药物疗法后来居上成为主导,当时孙思邈就主张“针灸与药物并治之”。历代的著作记载和实践证明,针灸与方药同治更为有益,包括其它疗法如食疗、饥饿疗法、精神疗法等,综合多种疗法进行治疗,是癫狂证治疗的特色,也是中医治疗方法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所在。2.3兼顾精神疗法的运用对于精神疾病来说,需要精神疗法的程度甚于躯体疾病,无论是华佗的“顺情疗法”还是朱丹溪的“活套疗法”,在其实际运用中,病愈之例较为多见。而精神疗法的重视和应用,也体现了祖国医学的先进性,亦成为现代医学心理疗法之先驱。在今日的治疗中,大可借鉴古人曾诸多篇章记载和推崇的精神疗法,这也是对癫狂证治疗思路的开拓。2.4注重辨证施治,勇于创新在历代医家皆以“痰火”论治狂证的情况下,清代陈士铎独辟蹊径,因“与之水不饮”的症状辨证为“寒症之狂”,创立了温阳补气的治狂方法。陈士铎的创新精神实质上给了后世医者一个重要启示,即无论用何方法治疗,无论此法是否为前人肯定,唯一的依据就是辩证,只有注重辨证施治,方治疗得当,彰显疗效。在以上的结论之后,我们看到还有许多问题应深入探讨,本文中的个人观点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更多地研究和实践来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当今新型的、疗效确切的抗精神病药物的广泛应用,使许多精神疾病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与此相关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却制约着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的提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医的多种积极有效的疗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运用中医中药治疗精神疾病的过程中,更需要中西互补、古今结合、兼蓄众长、沟通发展。因此对中医治疗癫狂证的文献整理研究,是促进中医精神疾病治疗新发展的前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相信中医癫狂证的治疗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必定会在理论与临床的共同推动下,为人类的身心健康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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