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十七年中国画“改造”的研究中,与现实主义“写实”要求相对应的“阶级性”改造常被用来描述整个十七年的中国画变向,而与新中国文艺“民族性”诉求相对应的“写意’走向则被表述成与历史不符的“逆流”而无法被纳入十七年美术的整体结构中；强调“写实性”改造的人物画和接受西方“对景写生”的山水画被广泛关注,而这两种因素不能完全解释的花鸟画则缺乏研究；即使在有限的对新中国花鸟画乃至20世纪花鸟画之变的讨论中,人们也往往只注意花鸟画“面对西潮”之后走向写实的风格变化,而对那些没有明显“西方”痕迹的艺术变革以及花鸟画在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功能价值变化等缺少关注……本文不是对建国“十七年”期间的花鸟画进行全面细致的“百科书式”的叙述,而是在反思现有研究范式并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和中国画的自身问题,关注花鸟画与社会时代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其间的花鸟画转型。从“改造”与“应对”的关系中陈述花乌画艺术立场、功能价值、图式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依此为十七年花鸟画的历史“结构”提供解释。文章第一章用“人民”的立场、社会功能的焦虑与现实主义主题诉求、“创作与写生”的方法论三个小节论述进入新中国的花鸟画所面临的新要求,本文认为这是导致新中国花鸟画转型的原因。三者之间既存在并列关系,又具有由社会外部向艺术本体步步递进的特点,由此三节分别引出后文对十七年花鸟画转型的具体历史表现的讨论。第二章以十七年中国画思潮为主线,讨论十匕年期间中国画“改造”的三个阶段和由此引发的花鸟画改造的三种趋势：50年代初期“阶级性”改造的“写实趋势”；1956年双百方针之后对阶级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诉求；1961年“文艺八条”之后“民族性”追求中的“写意”趋势。第三章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考察花鸟画与社会时代的具体关系,梳理了花乌画应对“现实主义”要求的不同主题,重点讨论了花鸟画“丰收”与“百花山花”主题及其社会条件。文章的最后一章对花鸟画的图式转变进行研究,讨论了在“创作写生”的时代要求中,分别应对“阶级写实”、“阶级民族”、“民族写意”三种改造趋势,以于非闇、郭味蕖、潘天寿为代表的花鸟画家的图式转变之路。对于“改造”与“应对”的历史过程及其表现而言,价值转换与图式转型则是关于历史结果的归纳,新价值的建立缘于自上而下的“改造”,而新图式的形成则是艺术家自下而上的“应对”,包括两者之间的交叠与互动关系等都将会在文末的余论中涉及。本文在搜集与分析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探索和尝试契合史实的视角和方法,历史陈述中亦时有理论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