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能源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纵观各经济体的发展历史,能源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在通过大量消耗能源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发现能否有效利用能源对全球经济与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利用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其中,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环境污染被认为是能源利用所带来的最为严重的负外部性。然而,受可替代清洁能源技术的制约,各国日益壮大的发展需求与保护环境的压力之间难以平衡,形成了全球所共同面临的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因此,众多学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将是全球范围内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与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担负着重要责任。本文以政府的调节效应为切入点,利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与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共同相关估计((Dynamic Common Correlated Estimator,DCCE)模型,在理论与实证层面研究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FDI对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并且进一步的通过调节效应与门限效应模型,梳理并证实了政府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全球化进程中,进入到中国的FDI可以通过溢出效应等方式显著改善地方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进一步的,这种影响的程度与大小受到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和规律。具体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显著的低于东部地区,而且能源效率的变化表现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收敛的趋势。特别地,为了验证政府在能源问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作用的机制,本文将包括政府效率效应以及环境规制效应在内的两种可能的途径纳入到模型当中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政府效率的改善以及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都可以起到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问题上,政府与FDI之间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即随着政府作用的增强,FDI对能源效率的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由此可知,充分利用好FDI和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水平与效率,是解决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