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作为我国古代几千年阶级社会刑罚体系的核心,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护阶级统治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统治阶级使用残忍的手段实施死刑,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死刑所体现的浓重的报应色彩,也在几千年里给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随着近代保障人权思想的不断发展,死刑的合法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逐步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但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在短期内废除死刑,只能寻求其他限制或者代替途径。自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死缓”这一刑名,我国1979年刑法将死缓制度化、条文化以来,死缓的适用大大限制、减少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保障人权、确保罪责刑相适应、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死缓制度本身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死缓制度适用标准不够明确,“罪行极其严重”、“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等规定较为原则和模糊;死缓变更执行的标准不够清晰、未对死缓期间重大立功与故意犯罪并存的情况加以规定;与死刑立即执行量刑差距过大等。这些不足之处导致死缓制度在一定程度缺乏可操作性,也容易导致量刑标准不够统一的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并加强死缓制度的适用,充分发挥死缓制度限制、替代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提高死缓适用比例的角度入手,提出确立死缓适用的主导地位、转变审判思维模式、进一步削减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主张,并对死缓变更执行的条件和立功竞合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同时,为了避免“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在提高死缓适用范围和比例的前提下,设置弹性考验期间、适度扩大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健全行政、司法救助机制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