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效果实现一般规律是指行政问责体系在运行过程中重复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行政问责分类理论认为，行政问责并非一种单一的制度，而是由政治体制、法律、行政规章制度、行政管理机制和公民社会等因素在发展中构成的一个体系，行政问责体系一般包括四种问责类型: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其中，官员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　　中国在现代责任政府理念下进行的官员问责实践起步于2003年。从2003年至2006年，在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各方面对问责寄予了诸多的期望，涉及行政等级、职业、法律和政治问责等各个方面，但在实现途径上却出现了“以上级党政部门为主要问责主体和启动者”的特征和效果缺失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官员问责发展状况究竟如何，需要用官员问责实践的定量分析结果进行检验，并利用行政问责效果实现的一般规律对我国官员问责效果缺失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我国官员委托代理关系特点上分析影响我国官员问责发动机制构成的因素，为正在开展的国家层面的官员问责制度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本文研究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2003-2006年我国官员问责发动机制构成特点及问责效果的定量分析，目的在于对官员问责发动机制构成特点及效果予以检验。二是行政问责效果实现一般规律及问责发动机制与问责效果之间的影响关系，目的在于推进对行政问责理论的深入研究和与我国官员问责实践的结合，对我国官员问责中问题产生的原因作理性分析。三是我国官员问责发动机制构成特点的原因分析，目的在于对我国官员问责的制度化建设如何进行有更深入的理解，为国家层面的官员问责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　　本文采用了两种主要研究方法。即围绕我国官员问责实践的定量分析和行政问责效果实现一般规律的总结这两个主要研究内容，分别采用了内容分析方法和分类研究方法予以研究。在此基础上，以行政问责效果实现的一般规律和委托代理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官员问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演绎分析。　　本文的研究结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1)通过对2003-2006年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73个案例212个问责对象的定量分析，证明现有的以上级党政部门为主要问责主体和启动者的问责发动机制会限制问责内容的范围，导致问责类型、内容和结果的局限性，影响所期望的多类问责内容和效果的有效实现。即我国以上级党政部门为主的问责发动机制构成是导致我国官员问责效果缺失的主要原因。　　(2)通过对行政问责体系的系统归纳，总结了行政问责效果实现的一般规律以及问责发动机制与问责效果之间的影响关系。即现代行政问责发展显示，行政问责存在多种类型及价值期待，不同类型的行政问责效果的良好实现，必须要通过相应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机制予以完成，而不能相互替代。这就是行政问责效果实现的一般规律。在行政问责效果实现中，问责发动机制是影响问责效果的关键要素。　　(3)通过对我国官员问责存在问题的演绎分析，证明了行政问责效果实现一般规律在我国具有适用性，总结了我国的党管干部体制是影响我国官员委托代理关系和问责发动机制构成的原因，提出了在我国国家层面的官员问责制度建设中可以借鉴的经验。　　本文的理论创新表现为:通过对我国官员问责实践结果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行政问责效果实现一般规律的应用有其普遍性，中国行政问责如果要想实现多种类型的行政问责效果，也必须遵循这个规律，违反了这个规律，则问责效果不能良好地实现。　　本文认为，我国目前的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试图以一种等级问责机制去实现不同问责类型的问责效果。我国官员问责发展的进一步完善，应该从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一是行政问责效果实现一般规律所体现的“问责发动机制”和“问责效果”的变量关系，即不同的行政问责机制会实现不同的问责效果。二是行政问责体系建设的一般特点，即法律问责建设最难，政治问责建设最为复杂、等级问责和职业问责建设相对比较容易。三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体系建设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行政内部主导原则”、“改革与稳定相结合原则”和“创新与传统有机衔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