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殁后,弟子对《春秋》的说解慢慢产生了分歧,并逐渐形成了各个家派。传世文献《公羊》、《穀梁》、《左氏》三传都对《春秋经》的文辞、义理、史事有着很不一样的认识。汉朝以降,有学者开始比较三传异同,但普遍以为,《左传》为史学,长于记事；《公》、《毅》为经学,明于说理。既然《公》、《穀》用意是“以义解经”,于是后人的治学兴趣,主要集中在二传的微言、大义、书法、义例上,很少有人系统地讨论过《公》、《穀》中记载的史事。而本文认为,分析、比较《公羊》与《穀梁》对于历史故事的记载,有独特的学术意义。首先,本文考察了先秦时期“春秋”类史书的演变,并梳理了《鲁春秋》由史入经的历程。因为《公羊》与《穀梁》都是今本《春秋》的“传记”,所以要研究二传的异同,必须先清楚《春秋》经文的特点与后人说解的方式。作为编年体史书的“春秋”,其记事简约,但常被认为旨意深厚,人们在阅读时往往需要借助其他史籍,才能了解历史的详情和本相,当然相应地,阅读者也拥有了自己的发挥空间；而作为“经”,《春秋》纲要式的文字对于当时的历史,展现了出罕见的包容性,人们除了讨论一些事“何以书”,还要猜测不见于经的事“何以不书”。这些因素为后学说《春秋》言人人殊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本文讨论了《公》、《穀》记事的取材和来源。若将《公羊》、《穀梁》二传中的记事与《左传》相比较,则会发现前者对史实的叙述极多疏漏,解释颇有谬误。《公》、《穀》的直接取材似乎与《左传》并不相同,公、穀先师没有沿用“左氏”所凭据的那些历史文献。本文以为,《公》、《穀》所记历史故事应当主要源出先秦时期的事语类古书,这类书籍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书中故事形态各异,版本不一而足。而通过对《公》、《穀》记事异同的对比,我们可以略微窥见春秋历史故事在当时广泛流传、辗转演变的繁盛局面。再次,本文尝试分析在同一条经文之下,《公》、《穀》记事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公羊》与《穀梁》的文本定型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在此期间,公、穀学者一派之齐,一派留鲁,会在不同的地域,接触到不同的史事及其版本,从而对同一条经文的理解产生分歧。与此同时,公、穀先师会根据若干由来已久的经义,分别找寻合适的故事作为注脚；亦会主动将手头的历史素材与《春秋》经文匹配对应。两种情况交互发生,使得《公羊》、《穀梁》著于竹帛之时,记事已经颇多区别。除此以外,二传“口说解经”的特殊记事方式也在历史故事的叙述上留下了印迹。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本文以《公羊传》为主,研究了流传地域对其记事的影响。先秦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不仅造就了诸子学派的个性,也影响到了人们对史事的记录和态度。《公羊传》中的记事,受到齐国语言、风俗、观念、历史等诸多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