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十四年的沦陷历史,故土沦亡的艰难处境使一批女性开始真诚地、大胆地、深入地看待人生、看待民族,谱写出直接且又曲折的反抗之歌,构成了东北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创作群落。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萧红、白朗、杨絮、梅娘、吴瑛、陈涓、蓝苓、但娣、左蒂和朱媞这十位女作家或寄心中之痛于小说中,或寄情于浪漫的幻想中,对于创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受,使小说在表现和审美追求上呈现出区别于男性特有的魅力。诚然,“创伤”作为一种人生体验,会在不同对象的心底与笔下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女性作家依循其独特的感知视角,将深埋于家庭与封建伦理下那些长期被忽视的苦痛、挣扎宣于笔墨。这些“创伤”记忆,不论是留予后人钩沉索隐的写实记录,亦或是描述亲历者在当下做出的反思,都在东北沦陷区女作家们的小说叙述中得到深刻的表达。从文本细读和创伤理论着眼,对东北沦陷区女作家小说中的创伤书写进行分析,以点及面,可以多维度地观察和把握作品特色。论文由创伤书写的呈现、创伤书写的方式和创伤书写的价值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女性创伤书写的呈现。东北沦陷区女作家们将自身的切身经历与情感体验作为书写的素材,通过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梳理家庭伦理失和引致的创伤与时代动乱下的女性创伤这两大方面的创伤书写。从中探究女性作家在独特时代的性别体验、家族观念、民族情感,挖掘其创伤书写与历史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人类文化创伤的高度分析创伤书写的超越性意义。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以及叙事意象的分析,探寻女性创伤书写的方式。尽管女作家们身处东北沦陷区社会动荡的年代,可依旧笔耕不辍,勇于打破传统书写模式,力求在理论与文本的结合中把握好作品的艺术特色,来展现东北沦陷区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创伤。第三部分主要通过女性创伤书写体现的女性自我启蒙与寻求疗救的彰显,观照创伤书写的深层价值以及超越“小我”,观照“大我”的理性省思,不仅颂扬美好、鞭策丑恶,也执笔真实的历史,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达到了现实层面的意义。创伤书写的最终目的不是一味地抱怨与发泄,在反思特殊历史的同时,表达女性个体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借以更好地抚慰女性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