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易传》是北宋易学史上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苏轼思想的津梁之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本文对《东坡易传》稀见的明抄本进行了校勘,录存异文,使用了新材料;对《东坡易传》散见在不同经文之下的互有关联的注文进行分类汇总,加以研究,运用了新方法;本文归纳出了《东坡易传》由生生之易的本源到“尽性至于命”的性情最后发而为踏入“吉凶之域”的内圣外王的内在理路,以及苏轼提出的“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逻辑思维方式,得出了新结论。本文分为六部分。在绪论部分,本文在学界已有的对《东坡易传》版本的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东坡易传》版本沿革中的几个尚未被解答的问题,并对《东坡易传》中重要版本的版本形态做了研究。同时,归纳了《东坡易传》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东坡易传》哲理思想的新方法。本文的第一章探讨了《东坡易传》中的“道”论。“道”是《东坡易传》向我们揭示的宇宙运行的根本规律。“道”无法被人们所感受到,也无法用语言下定义,但却切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中。要证明“道”这一原则的存在,则需要从根据“道”而存在的“万物”入手。万物的运行,皆遵守自然而然之理,这便是“道”落在万物上的展现①。同时,万物变化的状态是纷繁复杂且时时变动的,“高下”、“长短”等词汇无法抓住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乃是“道”赋予万物的“自然而然”之理,万变皆出于“自然”。万物因道而有了其不变的本质,而通过万物存在的状态,人们可以进一步把握“自然”之理,最终得以体认“道”这一规律的存在。所以,道与万物是“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关系,而“自然”之理则是二者的桥梁。本文的第二章探讨了《东坡易传》中的“性”论。易学探讨的是天人性命之学,所以在《周易》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苏轼认为人之“性”与宇宙之“道”息息相关。人为万物之一,但也是万物之灵;人在生活中有饥食渴饮等多种欲望,这与宇宙中万物有纷纭复杂的状态一致,苏轼特称人的这些欲望为“情”;人的“情”合乎自然而然之理,就像万物的状态皆合“自然”之理一样,苏轼特称情的“自然”之理为“性”;人可以通过探究自身之“情”来把握自然而然之“性”,进而体悟“道”的存在,正如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外物之状态,把握外物自然而然之理,去探查“道”之存在。所以,情与性,性与道的关系,仍是“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关系。“性”乃“自然”之理,故无善恶之别,情为性之发用,本来亦无善恶之别。但天下之事物纷繁复杂,众人的欲望(“情”)有时两相矛盾,比如绝大部分人有喜仁义之情,而绝少部分人却有喜奸邪之情,圣人便以天下绝大部分人所喜之情为善,加以表扬,以绝少部分人所喜之情为恶,加以贬抑,以此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欲望,因此情才有了善恶之别。本文的第三章探讨了《东坡易传》中的内圣外王之学。苏轼面对北宋的政治困境,将《东坡易传》中的“性”论发而为用,提出承担三才之责任,与天地相参的理想,形成了其独特的内圣外王之学。圣人治天下,不违背民众之情,顺其所欲,而成功绩。故而圣人治天下之理,乃是“自然而然”之理;其所治之民众,乃万物的一部分;其方法之所自,乃宇宙之“道”。《东坡易传》中的“性”论是“道”论落实到人上而来的哲理,所以“性”论发而为用所形成的内圣外王之学,自然也是符合“物因道存,道因物显”这一关系的。本文的第四章探讨了《东坡易传》解易体例的指导思想。《东坡易传》的解易体例大致可分为苏轼创新的“卦合爻别”说,以及他继承自王弼的“卦主”“二体”说。本文无意于分析各卦用了何种方法,而是探讨《东坡易传》运用这三种解易体例的根本原因。苏轼认为,道与万物“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关系,落实在万物之一的人上,体现为“情因道存,道因情显”的关系,天人之学发而为圣王德政,则又成了“民众因道存,道因民众显”的关系。但万物纷繁,人事复杂,政令万绪,唯独《周易》能用独特的六十四卦的易学语言,穷尽万物、人事、政令之变,故而《东坡易传》就是一部通过易学语言来描绘天道人事之书,也因此苏轼在运用解易体例时,必然会将上文所探讨的天人之学的思维模式贯彻下去。所以,《东坡易传》中的三大解易体例,本质上是“物因道存,道因物显”之说的运用。在结语中,本文从儒学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东坡易传》的价值。苏轼的天人之学受道家学说影响明显,“自然而然”之理的论述,与道家的“自然”学说息息相关。但苏轼通过《周易》先向我们揭示了宇宙根本之“道”,并非道家所说之“无”,而是存在于万物间的“生生”之规律;又向我们揭示了人顺应“自然而然”的结果不是道家如保赤子的清静无为,而是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礼乐文明。苏轼准确地抓住了儒家学说体与用的特征,故而《东坡易传》是体现儒家学说的宝贵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