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节”是武昌首义的纪念日,也是人们延续和重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纪念“双十”,必言辛亥,但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会因时因利益之异,不断被阐释和重构。这一现象在抗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抗战时期是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国民党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边区政府,化干戈为玉帛,共同领导全民族的抵抗运动,但政治上却仍有各自的目标和利益。作为凝聚民族国家记忆的“双十节”,一方面成为它们共同纪念、凝聚国民精神的重要庆典,另一方面也成为它们分别表达各自政治正当性的诠释资源。在纪念中,国民政府一方面凸显民族主义意象,对内凝聚民心、动员民力,对外与盟国共庆,将“双十节”的民族主义与“以建大同”的世界主义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对辛亥革命进行阐释和重构,将辛亥革命精神发展为“抗战精神”,并在神话孙中山的基础上,进一步神话蒋介石,连接孙—蒋,建构其独裁的合理性。边区政府在纪念活动中也设有“向国旗及总理遗像致敬”、“恭读总理遗嘱”等仪式,但其纪念活动更具民众性。在“双十”叙事中,边区政府对“统一战线”、“三大政策”和自身正统性予以强调,并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与国民党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抗战相持阶段出现了屈服日本侵略者的南京汪伪“政权”,这一“政权”也极力利用辛亥革命政治资源以图立足。每逢双十日,汪伪也大张旗鼓开展“国”庆纪念,其纪念活动虽在形式上延续战前国民政府,主题上却凸显“中日和平”、“中日一体”,通过歪曲辛亥革命历史,曲解孙中山遗嘱,为其“和平运动”服务。抗战的国民政府、边区地方政府,以及投降的汪伪政权,在中国处于国难的时期,各庆其庆,各说其话,纪念形式、内容有同有异,但纪念背后却隐伏着强烈的政治暗示,和不言自明的政治“合法性”争夺。可见,抗战时期的“双十节”纪念,不仅是国家的重要庆典,政府、民间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各党派表达意识形态、进行利益角逐的重要场域。另一方面,在“双十节”纪念活动中,各派势力虽为己所需,却“激活”了人们的辛亥记忆,使辛亥革命的传统被“发明”,辛亥革命意义被不断延展,增加了这一历史符号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