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幼年生活始于“真态”的自然,真态意味着此时的“自然”是一个未经“开掘”“改造”和“附加人类思想”的自然。人类的认知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的世界中生成、展开并不断深化发展的。从个体到初具规模的群居者,观察是人类接触自然的最直接、便捷而有效的方式,也是人类认知的起点。因此,观察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实践活动与不断提高的认知能力使得早期人类与外界接触成为可能。这种接触开启了人类思维与观念形成的闸门,将人类引入了“崇拜”意识的轨道。受地缘条件、地理环境、生存需要等因素的影响,水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崇拜的主要对象,并借由效用思维、类比思维、直觉思维进入哲学的视野,最终经管子之手,水上升为万物之源,在哲学层面,获得了本源地位。不仅如此,管子首次以水为载体,从哲学的层面对人性特征作出了仁、精、正、义、卑的高度概括。由此,中国哲学水本源思想的大幕渐渐拉开。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另一遗产取象思维紧跟水本源思想的发展步伐,二者在《周易》中融汇,逐步形成了以水“象”对“人格”进行多元化解读的特有方式,并由此推动水成为中国早期人格思想中的“本喻”。这种以水喻人的人格解读方式被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普遍采纳。按照“拟定文本、以意导象、寻象观意”的原则梳理相关史料可以发现:孔子之水蕴含守常明变的行事法则、由凡入圣的仁民情怀、进退自如的人生慨叹、回归内心的生活本真等多重人格意蕴。孟子进一步发现,水在方向上具有“无有不下”的趋下性与“盈科而后进”的前进性;在功用上具有“濯缨濯足”的净化性与“雨露之所润”的润泽性,并从“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的源泉”中凝练出崇高远大的人生理想、坚不可摧的执着信念、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循序渐进的实践方法,最终构建起以“善”为基点,包含“善、信、美、大、圣、神”六重境界的理想人格观。荀子则透过“原流清浊”之辨、“欹器”之思、“槃水”之喻强调了人格后天构建的必要性,站在今天情绪构建主义以及脑认知科学的研究视角上看,荀子的“性恶说”及其人格塑造论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实证,与孟子的“性善论”也绝非对立,而应当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无论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乃至“性朴论”都是对人性的本然之常的思考,而最终落脚点都在推崇、弘扬诸如“善”之类的应然之常上,只不过在求善、求仁的道路上分为两翼:孟子意在“善”为本源的内在自我生成、扩充;荀子力求礼法作用下外在的自我修正、塑造。在观水方面,孔孟荀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水之“志”“气”“源”“不舍昼夜”鲜明地映射出中国文化传统语境中与西方具有重大差异的“向死而生-生生不息”的生存论结构,这正是君子的立身之本,也是个体塑造涤荡心灵的修己之方与同归于善的达人之法的基本前提。先秦儒家从水的本源性与润泽性出发,拟定所有已知或未知的存在物均源自本源之水,水与万物相融而化为一体构筑起“自我”与“他者”共处的时空,在这样一个时空概念中,“自我”如混混源泉般最终“放乎四海”。海之于源泉是“我们的’我’”之于“我”的关系,也即类的共同体与独立之个体的关系,在先秦儒家看来,圣人是可以效仿的,“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圣人”并不是一个与凡夫俗子相对的称谓,而是指个体由“孤立的原子”转变而成的“共享的自我”,人借由人格的内在涵养与外在塑造可以迈入共享式发展的轨道,无数个体向着“共享的自我”的方向聚拢,进而凝聚成类的共同体,最终构建起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这应当是理想人格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