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借助社会学理论,来考察汉代士人的流动状况及其与政治的交互影响。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特别是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的解体,致使西周时固化的社会阶层开始松动,新兴的士人开始寻求自身人格的张扬和政治价值的体现,进入官场成为他们的理想,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场规模比较宏大的社会流动盛景。春秋战国士人尤其是规模日渐庞大的战国士人,其社会流动的途径、方式等为后世士人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基本范式,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梳理战国士人的社会流动,是我们认识汉代以至后世历朝历代士人社会流动的起点。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方面,与战国时期士人无秩序的流动相比,两汉时期,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各项制度逐步建立健全,这为士人开展社会流动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与隋唐以后“科举的社会”相比,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从流动的趋向上来看,“学而优则仕”是汉代士人的主要价值取向,官场是士人最为主要的流向场所,此外,学术领域、方术领域、工商领域等社会领域中也有大量士人流入。值得强调的是,广阔的乡间在士人流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容纳功能,其作为士人重要的流向场所,却常为学人所忽略,士人在乡间社会的沉淀应该引起重视。在隋唐以后“科举的社会”中,乡间社会主要作为落第士人的寄寓之所,是他们在科场困顿后不得不选择的归处。汉代则不然,广阔的乡间尽管吸纳了很多仕途失意的士人,但同时也有相当规模的士人,在绝意官场或无心工商、方术等社会领域后,自觉主动地选择沉淀于其中。汉代士人在享受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活给其流动带来的制度保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士人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其社会流动必然受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分层次地分析汉代政治对士人流动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必要。汉代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体制,诸侯王国和地方长吏成为吸纳士人的两大主体。随着地方体制的调整,诸侯王国吸纳士人的权力逐步过渡到地方长吏手中,因此郡县长吏的吸纳对士人的流动规模等发挥着愈发显著的影响。以五经博士制度、中央太学制度和地方郡国学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制度,也影响着士人在官场上的走向。汉代以察举、征辟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在选举程序和晋升高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对士人流动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此外,士人的社会流动还与其户籍性质息息相关。汉代户籍制度以行政手段强制规划了士、农、工、商的流动权。如农民法律地位较高,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他们作为士人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入官场等,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而工商、巫家等,法律地位较低,被剥夺了进入官场的权利,出身工商、巫家者,尽管已经脱离市籍,其曾经的户籍属性仍然对日后的社会流动有着一定的影响。汉代政治对士人流动的趋向和规模等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反过来,士人的流动态势也影响着汉代政治的发展。自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权,集权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大特点。如齐涛先生在《中国传统政治检讨》一种中所言,君主集中央之权、中央集地方之权、地方长吏集治内之权就成为中国传统集权政治的基本路径。地方长吏对士人的吸纳能力巨大,地方长吏对士人有辟署权,部分分解了中央对地方的集权;士人一旦为地方所辟,就与地方长吏形成君臣关系,进一步分解了中央对全国人才的管理权。到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割据一方,中央朝廷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政治格局的形成就与士人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士人流向地方,提高了地方的行政水平,使地方治理呈现出“精英化”的特点。与隋唐以后士人外流形成的地方治理的“劣质化”相比,汉代士人向地方的内嵌式流动,对地方治理体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汉代士人在流动的过程中缔结起以门生故吏关系为主的纵向关系、以同岁关系为主的横向关系,以及同僚、同乡等其他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往往跨越州郡,超越血缘,士人借此在流动过程中彼此援引,庇护请托,使汉代官场形成一个关系型政治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