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认识论之动机与目的皆关涉到绝对者，绝对者在近代乃是宗教与政治，道德与伦理的根据，也就是人们建立世界的根据。人们期待以道德上的革新来谋求政治上的解放，二者皆关系到同一个根据，即绝对者。而革新与解放的动机也决定了那种对于绝对者之关切将不同于以往的时代，具有崭新的批判意义。正如康德之批判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新的形而上学，这个时代对于绝对者的批判旨要在于重新确立真正的绝对者；正如批判哲学将建立未来形而上学的契机转而奠定在理性之内，而作为这一未来形而上学的实现，理性将以此内在性为契机把一切实在收归自身，以此表明理性作为绝对精神就是真正的绝对者。认识论作为形而上学最终仍然关涉到对于绝对者之整体性的要求。人们对于人类理性能力所具有的兴趣正是这一对于绝对者之关切的直接表现，并且，这种从理性自身出发对于绝对的追求也正是为这个时代所独具的特征。　　 理性从自身出发，最终成为绝对者的道路即是理性的自由之路。自从笛卡尔以来思维已经意味着主体，主体意味着自身确定性的自由。而主体从康德这里开始便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自身同一性，也就是那个普遍的自我，自我成为表象根据的思维本质。这意味着自由离开自身确定性而要求对象在主体自身的确定性，要求对象的自由。不仅如此，自我通过费希特在黑格尔这里成为存在的本质，在这个时代的完成之时，自我意识作为绝对精神的本质而达到自身的圆满，主体最终成为包含着～切实在之根据的本体，成为绝对精神。自由意味着绝对者的自身确定性，意味着真理，也就是全体实在的绝对的自由。　　 绝对自由的实现之路是理性的实践之路，只有在开端、过程和结果的每个环节都是自由的，理性的整个行动才呈现为绝对自由。康德呈现了理性自由的开端。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是全部经验的现象界之根据，理性摆脱了对于经验对象的依赖；关于绝对总体之理念的根据被置于理性统一性本身，理性摆脱了对于宗教绝对者的依赖，并且就其自身的道德实践目的设定对于绝对者之信仰。理性具备了完全的独立性，然而就其自身之内，现象界与道德世界的统一保持为“应当”而言，理性未能实现在其自身之内的自由。　　 费希特用绝对自我的本质性的实践，即努力，统一了理论认识与道德实践。将道德实践在理性宗教的三大公设之下实现道德世界的道路，转变为绝对自我的单纯同一性原则向着具备完满规定性的我的理念不停奋斗的道路。一切实在通过作为绝对自我的自我规定，也就是这种本质性的实践成果被收归于理性之内。这种作为自我规定的实践呈现了理性的绝对之路过程中的内在自由。然而就实践理想保持为不可实现，绝对我的理念实在性保持为信仰的对象而言，理性是在与自身实在性的永久分裂与绝对对立中保持自身存在。因而实践必然导致信仰，只有在绝对者对实践主体与信仰对象的统一之中才存在自由而宁静的永生。　　 在黑格尔这里，理性作为绝对精神现实地就是绝对者，因而在费希特那里作为现实的实践则呈现为绝对精神的回忆。在这样的回忆之终点，绝对者自身呈现自身，实践的理想变为当下现实，理性在自由之路上永无止境的奋斗转变为绝对者安详的自我之知，就此而言绝对知识呈现出作为实践之结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