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将消除农村贫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并于2020年成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绝对贫困的消除并非终点,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显著,相对贫困将持续存在。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逐渐恶化相伴的是来华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不断扩大,FDI日益成为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主要形式。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FDI必然会显著影响我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进而对我国的减贫事业发挥独特作用。本文着眼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了FDI流入对农村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并研究了人力资本和农业劳动力流动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本文认为FDI流入可有效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通过提升要素收入、增加绝对人口就业数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发展等多种渠道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进而减缓绝对贫困;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可受益于FDI流入所带来的整体工资水平上涨的福利以及城镇非农就业所带来的较高收入水平,从而家庭相对贫困将得以改善;但必须关注的是,极端贫困人口因受制于初始禀赋,受FDI流入影响较小,这将恶化贫困“尾部”收入分配状况。基于此,本文首先对中国农村贫困状况进行测度。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2010—2018年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程度均有所加深,农村贫困整体呈现“广”“深”“尾部重”及收入差距较大的特征。结合这样的典型事实,本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Probit计量模型,对FDI与农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总的来看,来华FDI显著改善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绝对贫困程度,并降低了农村居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但农村家庭越贫困,其享有的FDI减贫红利越匮乏,从而深陷贫困“泥潭”。（2）从不同进入模式和进入产业出发,FDI流入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合资型FDI,独资型FDI对农村家庭收入提升的正向影响较大,对其陷入相对贫困的负向影响较小,整体表现出较突出的减贫效应;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FDI流入对农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存在积极作用,有助于提升我国农村家庭福利水平。（3）对人力资本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劳均受教育水平在小学程度以上以及有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农村家庭均可分享FDI流入所带来的积极减贫成效。对此,政府应大力加强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延续针对极端贫困群体的兜底保障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将扶贫重点逐步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尽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FDI的减贫效应,进一步放宽外商独资准入条件和经营范围,引导高质量外资流向现代服务业,鼓励资本进入乡村经济;另外,亦应完善乡村基础教育,提升乡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并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效率,将人口优势转化为可服务于城乡建设的人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