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对外投资方面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对外投资将变得更加便利,有实力的公司走出去的动力更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动力和潜力巨大。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持续增加,学者们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兴趣并开始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曾采用各种方法来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以及这一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但学者们大多研究人力资本、制度距离、技术差异等影响因素,对母国金融发展这一影响因素的关注甚少。然而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无疑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若仅靠企业自身所持资金很难顺利进行对外投资,能否通过各种融资途径解决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融资困难,能否筹集资金用来学习和吸收OFDI逆向溢出技术,这些都是试图通过对外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时必须思考的问题,且与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据此,本文首先回顾了金融发展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相关的理论及研究综述,接着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机制,再进一步介绍我国金融发展和OFDI及其逆向技术溢出的现状。理论和现状分析之后,本文运用2003-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我国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首先,在Hansen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基础上,从金融发展的三个维度,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建立了门槛模型,接着采用自抽样法检验门槛个数并计算出估计的门槛值,再确定估计门槛值是否为真实值,最后依据门槛值计算模型各项回归系数结果,得出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具体影响情况。此外,为保证门槛模型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采取了交互项检验法检验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通过研究发现,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金融结构具有单门槛效应,样本时间段内我国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已逐步得到发展和优化,然而只有部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跨过了能够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还有一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处于门槛值之下,导致这些地区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另外,本文在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这三个方面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